六二三事件
| 沙面事件、六二三事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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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國民革命嘅一部分 | |||||||
衝突後沙基嘅現場相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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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戰方 | |||||||
| 工人、農民、商人、學生遊行隊伍 | |||||||
| 傷亡同損失 | |||||||
| 黃埔軍32人死 39人受傷 | 英國海軍1名士官受傷 英法幾名海軍陸戰隊受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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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平民30人死,27人受傷 法國平民1人死 日本平民3人受傷 英國平民2人受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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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因:聲援五卅事件罷工遊行,要求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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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一個 | massacre、armed conflict | |||
| 屬於 | 省港大罷工 | |||
| 發生喺 | 中華民國 | |||
| 位處政區 | 廣州 | |||
| 日期 | 1925年6月23號 | |||
| 參與人 | 大英帝國、法蘭西殖民帝國、共產國際 | |||
| 參與嘅人數 | 100,000 | |||
| 死咗嘅人數 | 61 | |||
| 受傷嘅人數 | 170 | |||
| 共享類 | ||||
六二三事件嘅位置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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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三事件,喺1925年6月23號發生,又叫做沙基慘案(粵拼:saa1 gei1 caam2 on3)或者沙基屠殺[1],英文叫沙面事件(Shameen Incident)[2][3]或者沙面襲擊(Shameen Attack)[4],係喺廣州發生嘅一場武裝衝突。事件入面,英法士兵向喺沙基路遊行示威嘅隊伍開槍,造成中方平民嚴重傷亡。對於衝突嘅責任同經過,廣州革命政府同英法租界方面嘅講法有好大出入,甚至互相矛盾[5][6],仲引發咗外交爭議[2]。呢單嘢重可以嗌
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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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Shameen)租界係喺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形成,由一個細沙洲填成嘅人工島嶼沙面島,其中法租界佔東邊嘅五分一,英租界佔西邊嘅五分四。島同廣州華界隔住一條沙基涌(Shakee Creek),兩個租界各有一條橋同華界連繫,平時叫東橋(或法國橋)同西橋(或英國橋)。沙面島對岸嘅華界馬路就叫做沙基(Shakee)。嗰陣除咗英法兩國,沙面島仲有美國、日本、葡萄牙、丹麥等國嘅駐粵使節、商人同僑民住,變成一個「國中之國」[7]。
1924年,喺孫中山等人嘅支持下,第一次國共合作喺廣州展開,廣州革命政府同蘇聯合作,推動佢哋主張嘅「國民革命」。同年6月,黃埔軍校成立。10月,廣州爆發商團事變。廣州革命政府、國民黨、共產黨同蘇聯都覺得商團係喺「英帝國主義支持下叛亂」,同時間「英帝國主義」仲支持包括陳炯明粵軍同北洋軍閥在內嘅勢力[8][9][10]。
1925年前後,共產國際喺全球支持西方殖民地嘅反帝國主義鬥爭[11],而英國同法國都有好大嘅全球殖民帝國,所以英蘇同法蘇關係都好緊張[12][13][14][15][16]。1925年4月,時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喺《真理報》登文章,指責「帝國主義列強」喺中國犯下嘅罪行,話蘇聯應該「建議幾個中國人自殺嚟抗議帝國主義嘅暴力……建議幾十萬工人示威同罷工」。季諾維也夫仲覺得,「摩洛哥同中國嘅事件只係即將來臨嘅大變革嘅預演……呢啲不過係暴風雨前嘅微風,高潮會喺印度同東方以蘇維埃政府嘅建立而達到頂點」[17]。英國方面就話呢啲言論係蘇聯計劃喺中國搞亂同流血衝突嘅證據[18][19]。同時,英國輿論對國共合作好有疑慮同唔滿[20],有英國人話「廣州已經變成激進主義嘅中心,國民黨有啲似共產主義嘅傾向。軍校喺黃埔開咗,學生由俄國軍官訓練,普遍有俄國嘅觀點。佢哋喺訓練過程入面,產生咗兩種對抗情緒,一係反英國;二係反基督教」[7]。但國民黨方面就話呢啲講法係「謠言」,仲限制咗相關言論[21]。
5月,上海爆發針對日資工廠嘅工人運動。5月30號,南京路發生公共租界警察開槍,造成示威群眾傷亡嘅五卅事件。6月11號,漢口反英工人示威又再爆發流血事件,漢口英租界警察開槍,造成多個工人示威者傷亡[22]。英國方面話「有無可爭議嘅證據顯示,俄國布爾什維克積極參與呢啲動亂」,蘇聯「透過攪亂中國較年輕、較敢言嘅學生階層思想,攞到好大嘅政治成功」[18]。泰晤士報評論話:「中國人民本質上好似羊群,少有獨立行動,受暴力者影響。蘇聯嘅恐怖手段令群眾運動無可避免,而且係佢哋製造同操控」;「如果亂局繼續,中國會變成國際威脅…中國會淪為無良鄰國嘅獵物,列強因為自身利益會被迫捲入。中國目前嘅滑坡肯定會引致太平洋列強之戰」。法國方面嘅輿論都有類似看法:「罷工只係一個藉口…騷亂係由受布爾什維克洗腦嘅學生引起」。上海國際租界市政委員會秘書事後聲稱,工部局警方喺罷工領袖佔領嘅建築物入面「確鑿證明布爾什維克嘅資金喺呢次騷亂入面起到最活躍嘅作用」[23]。據英法方面披露同報道,當時上海警方搜查一個俄籍嫌犯,發現蘇聯設遠東戰爭部門,文件證實佢哋派人去香港、廣州組織罷工,蘇聯人多瑟(M. Z. Dosser)持6月16號嘅證書去港穗策劃罷工[24][25]。香港警方6月17號查獲國際武器走私,指德國係主要來源[17]。
葡萄牙駐廣州領事柯達對國共合作有類似嘅疑慮,佢話:「廣州嘅情況唔係中國獨有…一張幾乎遍佈全球嘅布爾什維克實驗網絡正席捲世界。莫斯科揀選同指導嗰啲處於腐朽或者初現反抗精神嘅地方進行政治試探…中國因為種種原因,被指定為布爾什維克活動嘅最佳場所」;「歐洲一定要喺中國抵禦共產主義,雖然呢個睇起來好似天方夜譚…我哋覺得呢個決定遲遲未有,只係因為無一個國家願意或者有能力獨自承擔對中國宣戰嘅後果」。有學者話柯達嘅立場傾向支持武力干預中國,但里斯本同其他大國政府就傾向克制,所以柯達同葡萄牙當局有好多次摩擦[26]。瑞典駐廣州領事就報告話,佢覺得「根據俄國布爾什維克方法嘅結果,廣州嘅未來前景好暗淡,因為廣州無夠強大嘅黨派去抵抗幾乎控制成個省嘅布爾什維克…佢哋嘅唯一目標係打擊同摧毀資本家同資本主義國家。佢哋對人民無憐憫,即使佢哋畀人民無盡痛苦;只要佢哋達到目標,佢哋就唔在乎」[27]。
6月2號,中共廣東區委同共青團廣州地委一齊成立臨時委員會,動員群眾搞示威巡行,聲援上海五卅運動。當日喺廣東大學操場開大會,吸引幾千個參與者,主要係學生,其次係工人大概一千人,軍人只派代表參加,商人參與最少。臨時委員會聯繫六大團體一齊發起,包括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廣東全省農民協會、廣州市商民協會、廣州學生聯合會同青年軍人聯合會。其中,工農兵學四個團體由中共直接掌控,廣州市商民協會就由國民黨中央商民部喺中共策劃下組織,成員多數係國民黨員,規模比較細。大會決定組織廣東工農商學兵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聯合會[28]。
喺呢段期間,預感到局勢會進一步緊張,葡萄牙駐廣州領事柯達要求派艦去廣州增援:「各國有喺華利益嘅戰艦開始到廣州港。得葡萄牙,擁有距離只六小時航程嘅殖民地,仲未派一艘戰艦或者武裝小艇。我透過電報、無線電、公函同書信一再要求派『祖國』號炮艦」,同時葡萄牙領事館仲請咗流亡白俄士兵做保安衛隊協防領館[26]。
6月初,滇軍楊希閔同桂軍劉震寰喺廣州發動兵變,話要推翻廣州政府,「將廣東從共產主義者手中解放出來」[29]。據東征軍蘇聯顧問加侖記述,廣州革命政府本來計劃喺月初「喺香港同廣州同時搞罷工」、同埋將「呢次罷工變成全國性嘅反帝怒潮」。但「因為擔心帝國主義者會利用香港海員同沙面工人大罷工插手政府同滇軍之間嘅衝突」,所以「決定喺唔放鬆罷工準備嘅情況下,等政府軍攻克廣州再搞罷工」[8]。「廣東工農商學兵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聯合會」聲援上海五卅運動嘅活動暫停,但仲係派咗鄧中夏、孫雲鵬以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嘅身份去香港宣傳,聯繫香港八校學生組織學聯會,同蘇兆征、何耀全等人密切配合[28]。共青團廣州地委亦派藍裕業、周文雍等人去香港,發動香港學生組織聯合會,發出罷課返省宣言。中共中央廣州臨時委員會之後指定由黃平、鄧中夏、楊殷、蘇兆征、楊安等五人組成黨團,作為中共廣東區委領導杯葛同罷工嘅直接指揮機關[30]。
時任中共總書記陳獨秀覺得,楊劉嘅兵變係「勾結英國」,「喺香港勾結帝國主義嘅英國同佢嘅走狗陳廉伯、馬素,謀倒廣州國民黨政府」。廣州革命政府清剿「內部反革命勢力」,亦有助「間接反抗帝國主義嘅英、日勢力侵入廣東」,令廣州成為「反帝國主義重鎮」[31]。6月12號,從粵東汕頭等地前線返廣州嘅黃埔東征軍主力擊敗楊、劉軍隊,平息兵變。第二天,沙面同廣州嘅所有外國企業(除蘇聯、德國兩國)同私人企業嘅工人搞罷工[8]。香港工人亦團體聲援上海抗議,發動省港大罷工,香港海員、電車同印刷等行業工人紛紛離職返廣州。當時,廣州市政委員長伍朝樞同建設廳長孫科主張,罷工應該限定做三天嘅政治性罷工,以控制影響。而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反對罷工,極力阻止示威巡行群眾有「過激行為」。部分工人領袖就覺得,無政府財政支持,罷工難以長期持續[28]。
6月12號,莫斯科多場集會抗議聲援上海五卅運動,決議支持中國民族運動。蘇聯工會中央委員會亦電匯北京5萬盧布,援助罷工者同死學生家屬[23]。6月16號,莫斯科華僑2千幾人喺革命劇場集會,會後全體去英國、日本駐蘇聯大使館遞交抗議書。英國共產黨亦公開呼籲英國工人「截阻載運軍火去華嘅車船」以聲援中國反帝運動。英國左翼和平主義者羅素亦就滬、漢案發表言論,譴責英帝國[32]。
6月17號,由廣東中共黨團積極推動,召開咗廣東農工商學兵各界代表大會,聲援五卅事件嘅反帝國主義運動。會議吸引300個代表,來自120幾個團體,由中華全國總工會代表、中共黨員李森(李啟漢)主持。中共黨團擬定宣言、章程、行動方案同要求條件等。大會制定咗抵制英、日、美貨品,拒用外幣,實行經濟斷絕,禁止賣糧食同原材料,號召「帝國主義企業下嘅工人全面罷工」,提出「對帝國主義嘅十三條要求」等方針。此外,大會定咗喺6月23號搞各界示威大巡行,通過對外協會章程,選出執行委員。廣東工農商學兵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聯合會,喺中共黨團倡議下改組做廣東各界對外協會,作為「抗議帝國主義」嘅核心組織[28]。
6月20號,兩名日本人穿過東橋(法租界方向)入廣州時畀人槍擊,日本福華醫院嘅財務主管死咗,另一人受傷[33]。由於兩人身上有好多錢但無畀人搶走,租界方面覺得事件可能有政治動機[18]。而屬於台灣嘅福華醫院有半官方性質,日本領事向當局強烈抗議,要求賠償同喺沙面周邊部署警察,同時促請住喺沙面外嘅日本人去沙面避難[34]。
期間好多住喺廣東嘅外國人走去沙面避險,仲有啲去咗香港[34]。6月21號,中共領導組織沙面3000幾個洋務工人罷工[35],退出租界,仲組織咗「沙面中國工人援助上海慘案罷工委員會」[36],話「英日美法等帝國主義,唔單止飲我中國人民嘅血、仲食我中國人民嘅肉。唔單止搾我哋嘅血汗、仲攞我哋嘅人生」[6]。喺廣州市內嘅英、日、美洋行嘅中國職工亦參加罷工。因為罷工影響,沙面外國人同廣州嘅物資同資訊聯繫幾乎斷晒[37]。喺呢段時間,擔心局勢緊張,衝突爆發,住喺沙面嘅部分英國、日本、法國等國嘅僑民亦坐船去香港暫避[33]。葡萄牙駐廣州領事就向里斯本報告,話喺「橋樑入口,罷工者攞住白旗、腰間佩槍,歡迎離開嘅人,虐待試圖入去嘅人」、「傳言武裝部隊會入侵租界,以報復上海事件…學生之間透過抽籤決定首批犧牲者,強行過橋」[26]。
當時停泊喺珠江白鵝潭等水域嘅外國軍艦有:英國5艘、法國3艘、日本、美國、葡萄牙各1艘。因為當時喺廣東嘅日本軍艦只有「竹」號一艘,日本當局計劃「如果沙面日本人陷入危險」,會從佐世保增派軍艦[38]。當時,法租界一方有法軍‘阿格斯’號(Argus)同葡軍‘祖國’號兩艘軍艦。法國指揮官拉法爾格(Lafargue)要求葡艦「只喺受到攻擊或者接到請求時開火」協助法艦,法國領事亦要求葡領事「派停泊喺葡萄牙商船上嘅衛兵」、「70幾個武裝、裝備齊全、每人帶100發子彈嘅衛兵登陸」協防法界。之後,兩艘法艦‘警戒’號(Vigilante)同‘牽牛星’號(Altair)到達[26]。

由於罷工等行為畀英方認定係「季諾維也夫外交政策嘅一部分」,6月22號,沙面英法租界方面預料到第二日(6月23號)嘅廣州示威可能會引發衝突,由英國駐廣州總領事杰彌遜(James William Jamieson)向廣州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長伍朝樞交涉[40][41]。杰彌遜喺信入面話有「可靠消息來源」指第二日嘅示威可能有學生攻擊沙面嘅橋樑,所以佢警告英國國民唔好參與其中,仲警告「任何試圖入沙面英租界嘅行為都會畀武力阻止」[42],責任「由廣州政府承擔」[43];「如果不幸呢啲事喺呢度發生,喚起群體心理搞暴力行為嘅人,血債要由佢哋自己負責…I write in this serious strain so that it may not be said hereafter that brutal Imperialist rifles wantonly massacred unoffending Chinese youth」[44][45]。
法國領事呂爾庚(Jules Leurquin)[46]擔心上海、漢口嘅衝突事件重演,亦向廣州當局表達憂慮,希望中國政府盡一切可能避免衝突爆發[47][48]。對於英法領事嘅交涉同憂慮,革命政府當局向佢哋保證遊行會和平進行[49]。美國駐廣州領事精琦士(James Douglas Jenkins Sr)亦向廣州當局通信,促請注意廣州嘅「反外國宣傳」(anti-foreign propaganda),希望得到美國人人生同財產安全嘅保證[50]。廣州警察當局回覆話會盡一切所能避免衝突爆發[51],而且唔覺得遊行會出亂[48]。而根據事後參與遊行嘅嶺南大學學生敘述,佢哋喺參與示威前亦得到主辦方保證,遊行係「非戰鬥性」(non-combative)嘅示威[52]。
6月22號上午10點,沙面各國領事團開會,討論「應對中國武裝部隊可能襲擊」嘅防禦措施,由英國、葡萄牙、美國、德國、比利時、法國、日本同意大利領事組成,通過決議:「英法兩國軍艦指揮官分別負責各自租界嘅河面同陸地防禦;停泊喺港內嘅其他外國軍艦會喺能力範圍內,根據英法指揮官嘅請求提供必要協助,包括派人員同物資上岸,或者用艦炮同機槍對指定目標開火;只喺極端情況下,例如中國人向沙面開火或者試圖強行過分隔租界同華城嘅河道,租界地面部隊先可以開火,如果唔夠應付,軍艦會隨後開火;英法指揮部之間保持聯繫」。呢個決定因為喺廣州嘅最高軍階軍官係美國人而作出[26]。

因為唔信可以靠當局嘅承諾保護租界安全,沙面當局仲用沙包同鐵絲網面向沙基方向加固咗租界橋樑,加設電網,喺戰略要點架設機槍。同時亦動員咗租界工部局嘅志願軍(非正規軍)協助防禦[48]。中方事後話呢啲係沙面方面早有準備攻擊嘅證據,指佢哋「心懷險惡、事前高築沙包、密佈兵艦、為槍殺我巡行群眾之預備」[6]。據蔣先雲回憶,話當時沙基沿岸商舖嘅店主大都已經閂晒門,覺得「我哋早見到沙面已安置機關槍同沙包,知今日必有大事,所以我哋早將店門閂晒」[53]。
根據時任瑞典駐廣州領事赫爾斯特倫事後嘅聲明,佢話喺事件發生前一日(6月22號),中方嘅「機槍已經喺沙面對面嘅房屋頂上就位」[54][55]。而根據葡萄牙領事對里斯本嘅報告:「當晚,所有軍艦進入戰鬥崗位,標定目標,用沙包保護炮組同機槍,準備登陸部隊。租界內築掩體,堆沙包,設路障,組織機槍陣地…與此同時,中國人喺沙基街嘅房屋入面悄悄架設機槍同一個小型旋轉炮。從沙面可以聽到華城邊界傳來嘅俄語」;「6月23號拂曉,沙面好似操練場…一旦發出警告訊號,‘祖國’號會派兩挺機槍,同葡萄牙商船衛兵同海軍分隊一齊,趕去中國人可能強攻租界嘅位置」[26]。
經過
[編輯]示威遊行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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喺廣東各界對外協會嘅倡議下,廣東省長公署下令,6月23號當日所有機關、團體同商店一律停業一日,各機關人員全部停工,參加當日嘅遊行。由當日起,仲要下半旗,民眾手臂要紮上黑紗七日,以表達對上海同漢口死者嘅哀悼[28][56]。6月23號中午12點,超過10萬工人、商人、學生同帶槍[48]嘅黃埔軍校學生喺東較場舉行集會,要求「打倒帝國主義」[57]。黃埔軍校第三期入伍生800幾人、黨軍第一團第三營、第二團第二連、第四連、第七連,合共大約2000人都有參加。集會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部長、中共黨員譚平山主持,廣州革命政府陸海軍大元帥胡漢民代表國民黨中央同廣州革命政府喺會上講話,周恩來代表黃埔軍校講話。
集會場上提出「收回租界、海關同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等要求[57],仲高呼「打倒英日美帝國主義」、「全世界被壓迫者聯合起來」、「中華民族解放萬年」、「援助滬案」、「懲兇」、「賠償」、「收回租界」、「收回領事裁判權」、「同英日經濟斷絕」、「實行國民革命」等口號,手持「打倒帝國主義」、「收回領事裁判權」、「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援助上海五卅慘殺案」等標語小旗[6]。
下午1點集會結束後,參與者開始由東較場遊行到沙面租界對岸嘅沙基,推舉黨軍第一師師長何應欽做總領隊,佢著住上校制服。遊行路線由東較場經惠愛東路、永漢路、直出長堤西濠口、沙基、菜欄街、簑衣街、杉木欄、福德里、十八甫、槳欄街、太平門,直到西瓜園散隊[6]。中共廣東區委主要負責人陳延年同周恩來都有參加遊行[58]。遊行隊伍有騎巡大隊、軍警分段維持秩序,黃埔軍校學生仲手持紅旗來回糾察[56]。
遊行隊伍按香港罷工工人、廣州市工人、市郊農民、商人、學生、粵軍、警衛軍、湘軍、講武軍校生、黃埔軍校生、黨軍第一旅教導團(工、農、商、學、兵)嘅大約次序由東較場出發,四人一列,高呼「反帝反封建」口號,好多人手持寫有「打倒帝國主義」、「為死難者報仇」、「廢除不平等條約」、「收回沙面租界」等字樣嘅小旗。遊行隊伍包括大旗、騎巡隊、粵軍駁殼隊、工團、銅樂隊、各女校、男校大學、中小學、警衛駁殼大隊、警衛軍講武生、湘軍講武生、陸軍軍官學生、粵軍十一團[53]。據參加遊行嘅黃埔軍回憶,軍人行喺隊伍最後,係為咗「展示和平示威中軍隊做群眾後盾嘅意思」[57]。亦有人話黃埔軍「排喺遊行隊伍最後面……主要係考慮到黃埔軍紀律同體質比較好,畀佢哋殿後,可以保持遊行隊伍嘅完整」。大會主持就解釋:「打反革命上火線時,軍隊要為民眾嘅前鋒;遊行係文明嘅示威,軍人要做民眾嘅後盾」[59]。
蔣先雲記述:「經過東橋到沙基,見對岸沙面沿河無一個人行,河內小船嘅船婦全部閃晒唔敢抬頭,沙基街嘅商戶全部閂晒門」[53]。喺遊行期間,沙面嘅外國人目擊者(包括領事、外交官、平民)都話沙基路嘅遊行進行得「好和平」[55][49],美國領事精琦士亦向美國國務院報告話當時「無任何亂子嘅跡象,旁觀者開始放鬆,覺得暴亂爆發嘅危險已經過去」[60][48]。呢啲同中方記錄指遊行和平嘅記述一致。英國領事話當時佢準備「返去領事館,向公使館發電報話遊行隊伍已經平安結束」[61],但有人建議佢等隊伍全部通過後再通知[62]。
下午2點15分,遊行隊伍到達西堤沙基口,轉入沙基一帶,前隊已經過咗沙面西橋口,轉入菜欄街,計劃返西瓜園散隊。大約2點40分,何應欽下令停止喊口號,改為唱《國民革命歌》。呢陣嶺南大學、坤維女學、聖心書院、女子師範、執信、廣州二小等學校同黃埔軍校嘅學生將到西橋口[58]。沙面方向嘅目擊者話,學生隊伍和平遊行,「舉住橫幅……高喊美式大學嘅口號」(嶺南大學係美國辦嘅學校),「有啲歐洲人雖然畀警告唔好咁做,但仲係暴露喺人群中,為咗清楚睇到遊行」[49],亦有外資學校嘅教師試圖喺隊伍中認出學校嘅校旗[63]。
根據沙面當時旁觀者嘅描述,東橋(法租界方向)嘅戒備好嚴密,沙包堆得高高,「橋上有重重路障」,無發生事件;西橋(英租界方向)則「路障幾乎隱藏喺視線之外…好似係個脆弱嘅地方」[49]。《華僑日報》嘅報道引述一位西方女士嘅目述,話「跟喺女學生後面嘅係……黃埔學生軍。呢啲軍有軍官裝嘅人騎馬喺前。殿後嘅亦係騎馬軍官……一望就知係白種人,應該係俄國軍官。未幾突然有人掟石入沙面」[64]。嶺南大學嘅學生則話佢哋嘅遊行隊伍後面緊接住黃埔軍[63]。而大量黃埔軍校學生隊伍,由騎住小馬嘅蘇聯人帶領,佢哋「戴住紙面具,幾乎完全遮住咗塊面」[4]。法國同香港方面嘅報道亦提到隊伍最後方嘅「蒙面騎馬嘅俄羅斯人」[65][66]、「由騎喺馬背上嘅人帶領」[49]。下午3點,當遊行隊伍行經沙基西橋口時,雙方爆發衝突。
邊方首先開火嘅爭議
[編輯]關於邊方首先開槍嘅問題,雙方各執一詞,講法如下:
指沙面(英法租界)方面先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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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警察第九區署署長沈崧話佢親眼見到沙面一個「面部尖削、頭頂短髮西裝式」嘅外國人喺域多利酒店樓(而家嘅勝利賓館)上持手槍射擊,之後屈臣氏藥房旁同沙面其他地點傳出機關槍聲[57][6][69][58]。聖心學校嘅學生鄒澤智報告話:維多利「酒店門前堆滿沙包。酒店門前企咗幾個人,全部著便裝,內有一個著黃褲白衫嘅人,樣好兇悍,見到我哋遊行隊,拔槍想射,當中有人即刻阻止。我哋群眾見到呢個情況,秩序大亂。有隊員高呼:『無事,唔使驚!』秩序稍為恢復。之後見到幾個人急急腳跑入維多利酒店。未幾,黃褲白衫嘅人開槍,向遊行隊轟咗一響。沙面東邊連發兩槍,機關槍同步槍、大炮繼續由沙面發出」[69]。《華僑日報》報道亦提到有學生話「法兵先開槍」[64]。
事後廣東省長胡漢民致英、法、葡三國領事嘅照會話:「各界為滬案列隊遊行,路經沙基。遊行隊已經差唔多過晒,沙面英租界嘅兵警突然用機關槍同步槍向隔河遊行嘅群眾轟擊。法租界嘅兵警聽到聲音,亦同時開槍」[6]。時任國民黨黨軍第一師師長何應欽事後報告佢目擊嘅情況,話遊行中「卜卜聲突然從我後面傳來。初頭仲以為係民居放爆竹,唔覺得帝國主義者會咁兇殘。點知卜卜聲愈來愈密,婦孺嘅慘叫聲、群眾嘅喧嘩同呼救聲一齊響起。我即刻折返沙基巷口探視,見到對岸沙面嘅英兵已經分佈喺事前準備好嘅沙包內,竟然用機關槍同步槍向我哋遊行群眾掃射」[6]。
事後廣州政府組織嘅調查會收集咗遊行隊伍中唔同人士嘅證詞。例如嶺南大學學生伍伯勝描述槍聲突然爆發:「我哋隊伍剛過晒西橋,突然聽到屈臣氏藥房附近傳來槍聲……機關槍亦連續從沙面射過來。」多位證人,包括學生李雲龍,話槍彈從沙面洋樓同機關槍陣地射出,無差別擊中遊行者:「一粒子彈飛過來,擊中石柱,第二粒即刻擊中許耀章,佢即刻倒喺柱外。」黨校長聯合會代表黃祖培報告話,「我行近西橋口,突然聽到槍聲,由沙面西橋口對面洋樓上發出」。大學生李燮華話:「我行過西橋,突然聽到槍聲,憑我耳仔聽到,肯定係從沙面發出,因為當時仲未好驚,所以記得清楚。未幾槍聲愈來愈密,我即刻跑入街邊。呢陣各騎樓石柱已經有人伏避。」[6][69]
廣東法官學校學生陳惠蒼報告:「我哋學校學生唔多,所以夾雜喺其他學校小隊入面,同嶺南學生相距唔遠。嶺南學生後面仲有小學生隊、女學生小隊,再後面係武裝遊行隊。」「我行過西橋幾步,突然有槍聲從沙面洋樓傳來。我哋回頭望,後方突然大亂,於是走避。之後聽到機關槍好密,由沙面射過來……槍聲響起時,大家四散走避,大概落水死嘅人唔少……入到內街後,仲聽到槍聲連綿不絕。」執信學校學生陳國新報告:「我同幾個兄弟……當日跟住人群遊行。將到西橋,突然聽到槍聲亂響。」廣東總工會理事陳森報告:「嶺南學生同其他學生行近其昌洋行時,沙面某酒店即刻開槍向我哋遊行隊射擊。」「我哋工人遊行隊喺槍聲響起時,避入內街。」仲提到廣三鐵路局長、香港中學代表、省農民協會代表、嶺南農科大學生、華僑代表等證言都提到類似情況。[6][69]
據時任黨軍第二團第四連連長、黃埔第一期學生宋希濂回憶,遊行隊伍「突然受到維多利亞酒店樓上同英國工部局附近洋樓內,以及事先藏喺沙包工事後嘅英、法水兵射擊」[57]。黨軍全體入伍生事後向蔣中正同廖仲愷嘅報告亦話,遊行隊伍到沙基口時,「英日等帝國主義即刻用機關槍向我哋同胞掃射,如臨大敵,射咗成一個鐘」[6]。軍官學校學生常務委員朱棠報告:「我哋學校人員、學生隊參加遊行,將到沙基口時,見到沙面馬路附近嘅小河一帶同洋樓上,已經設咗機關槍,仲有好多外國兵。沙面東橋有外國人持望遠鏡,向我哋遊行隊窺視。」「將到西橋附近,對岸洋房空隙中,企住一個人瞭望後,響起鈴聲幾下,好似報火警嘅鈴聲。對岸企住嘅人即刻走避,鈴聲一響,機關槍聲隨即跟住響起,全部向我哋遊行隊射來」[69]。
黃埔軍蘇聯顧問加侖將軍亦記錄:「租界突然向行喺軍隊遊行隊伍前頭嘅黃埔軍同喺黃埔軍前面嘅商會同學生組織開槍射擊。非武裝嘅遊行者遭到機關槍同英、葡軍艦開炮射擊後,紛紛閃入華人區嘅窄街小巷,慌亂中互相擠壓。部分遊行者為咗逃命,跳入沙基同城區之間嘅河」[8]。
《中國共產黨歷史重要事件辭典》記錄:「密集嘅遊行隊伍路經沙基時,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國軍警嘅排槍射擊,停泊喺白鵝潭嘅英、法軍艦亦開炮轟擊,造成示威群眾慘重傷亡」[9]。廣州市人民政府2001年立嘅《沙基慘案紀念碑重建說明》話:「當隊伍途經沙基時,突然遭到駐沙面租界嘅英、法帝國主義軍隊開槍掃射」[70]。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事後嘅宣言記錄:「點知喺三點十分,行經沙面對岸時,突然有沙面外國兵開槍向遊行群眾射擊,之後用機關槍掃射,仲有外國兵艦嘅大炮。」廣州市公安局當日命令記錄:「今日本市為援助上海慘殺事件,各界聯合大遊行,經過沙基時,唔知點解,畀沙面英法租界軍警同兵艦開槍同機關槍炮,向我哋市民遊行隊掃射,死傷好多,政府同市民都好痛心」[6]。
中華民國最高史政機關國史館編寫嘅《中華民國國史紀要》記載:「當遊行隊伍行到沙基時,珠江對岸嘅沙面英法租界士兵突然用步槍同機關槍對示威群眾掃射,同時停泊喺白鵝港同沙基口嘅英、法、葡軍艦亦發炮轟擊,遊行群眾傷亡達600幾人。」[71]
指沙基(遊行隊伍)方面先開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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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北京美國公使向華盛頓嘅報告,話一個美國人親眼見到蘇聯軍官指揮黃埔學生軍先行向沙面嘅英、法守軍開槍[73]。美國領事報告則話「士兵突然散開隊形,一聲槍響。跟住又幾聲槍響,之後係一陣步槍同機關槍嘅轟鳴」[48]。沙面英商席爾瓦(Silva)話,「見到遊行隊伍末端一個舉橫幅嘅年輕人故意放低橫幅,然後拔出左輪手槍,朝沙面方向射擊。好似事先安排好嘅信號咁,整個遊行隊伍隨即轉身向沙面開火」[4]。
日本東方通信社報道話,「黃埔軍校生由俄羅斯教官率領。當學生軍隊伍嘅先頭部隊到達英國橋時,廣東方傳來一聲槍響,作為信號」「示威隊伍首先向沙面各國嘅陸戰隊開火」[38][74]。根據時任日本駐廣州領事清水亨、駐香港領事村上義温發至日本外務大臣幣原喜重郎嘅報告,綜合咗英法指揮官同英法租界附近多名日本僑民嘅講法,話「當學生軍先鋒到達英國橋附近時,原本喺土袋上觀看遊行嘅租界警備兵退到土袋內側,準備防禦」「開火可能係學生軍喺動盪同恐懼中,有意或無意間開槍引起」;根據採訪嘅「英國海軍指揮官講法,第一槍明確從中國方面發射,子彈掠過佢嘅頭部」[75]。
據香港華僑日報引述現場一名西方女士同另一名葡萄牙人嘅自述:「俄國軍官突然將手中旗一揚,學生軍即刻停步。之後該軍官又拔槍向空施放。我知禍將至,即刻走避。唔使幾耐,兩岸槍聲連發,聲似連珠炮」「俄國軍官突然向空開槍。學生開聲,即刻全體臥倒地上,向沙面施放排槍。喺沙面嘅英法海軍即刻喺沙包裏還槍,仲用幾挺機關槍向學生軍施放。一時槍聲卜卜,好似大戰」[64][76]。《紐約時報》、《南華早報》等則引述美國女傳教士Julia Meadows等人嘅聲明,話沙面方面為咗保護性命而「還擊俄羅斯人領導嘅中國學生」,「獨立證人指中方嘅建築上亦有人開火,仲有人見到俄國軍官」「法、英、葡、日、美水手同義勇軍用步槍還擊……義勇軍畀告知喺海軍指揮官命令前唔好裝彈,所以唔可能先開火」「中方之後試圖衝擊沙面橋樑,機關槍開始開火」[77][78]。
根據香港孖剌西報嘅報道,當隊伍接近西橋(路障較隱蔽)時,黃埔學生軍喺軍官「畀定信號」下突然轉身,用步槍同機關槍向沙面租界開火[49]。《士蔑西報》報道引述聖希爾達學院(St. Hilda's College)嘅本德拉克(Bendelack)女士,話佢親眼見到士兵從女學生身後開火,沙面守軍最初無帶彈藥,只喺遭到攻擊後先攞槍還擊[63][79],佢覺得「女學生唔知附近嘅士兵打算開槍,因為一開槍,佢哋就要逃命」「遊行隊伍太長,只有小部分參與者見到到底發生咗咩事」[63]。一個話自己睇晒整場戰鬥嘅沙面官員同南華早報講,話「實際進攻係由俄國布爾什維克領導嘅黃埔軍校學員進行」「後面係無辜嘅旁觀者,佢哋…唔知發生咗咩事」,仲覺得「黃埔軍校學員同佢哋嘅俄羅斯主子嘅襲擊係我一生見過最卑鄙嘅事」「整件事簡直係一場變相嘅軍事遊行」[4]。
法國方面嘅報道則話,「當時多國領事、海軍軍官同部分平民喺沙面碼頭(le Brund Shameen)觀看遊行」,而「由俄羅斯軍官訓練同指揮」[80]嘅黃埔軍「喺俄羅斯人發出嘅信號下,向沙面開火」[81],仲話「喺俄羅斯軍官嘅驅使下,中國學生軍多次衝向橋樑,試圖攻入沙面,但畀擊退,損失慘重」[82][66][83]。葡萄牙領事柯達對里斯本嘅報告則描述:「突然,一槍朝詹姆斯爵士(英國領事)方向射去,子彈嵌入牆壁;跟住一槍擊碎海關主任嘅膝蓋骨;又一槍奇跡般從我同法國領事頭部間穿過,擊中我哋身後嘅巴斯基危先生,當場死亡。呢啲全部喺兩秒內發生」[26]。
時任瑞典駐廣州領事赫爾斯特倫(C.J. Bertil Hellstrom)事後發表聲明,話佢當時喺沙面目擊衝突情況。佢話「第一槍係由沙基街嘅中國人射出,沙面嘅還擊稍為遲咗啲」。佢覺得事件係「布爾什維克為咗宣傳目的精心安排」[55],喺交火發生前,遊行隊伍尾部靠近時,「遊行隊伍兩邊嘅煽動者」「令佢哋陷入瘋狂」。軍隊前方仲有一群童子軍,「人哋揮舞旗幟,大聲抗議沙面」[55]。赫爾斯特倫亦覺得,「喺廣州嘅射擊事件後,一般認為中國人無向沙面開一槍,但後來有更多消息傳出,中國人知道軍隊開咗槍,但覺得佢哋只係為咗自衛,城裏仲係相信係沙面先開槍」[27]。
丹麥駐廣州領事華萊士·漢森(Wallace Johan Gottschau Hansen)喺6月25日嘅報告話,佢喺沙面維多利亞酒店陽台親眼目睹事件,話當日中國學生、工人等群眾嘅遊行好和平,似歐洲嘅政治示威。但當遊行隊伍出現揮舞紅旗同蘇聯旗幟嘅單位,隨後跟住全副武裝嘅軍隊(疑似黃埔軍校學生)時,局勢突變。漢森話佢目擊中國士兵喺李氏公司巷口附近將槍從肩上攞低開火,子彈射向沙面,迫使佢閃入酒店避彈。英、法海軍隨即用機關槍還擊[84]。一個沙面女性居民則描述遊行隊伍後面示威較激烈嘅團體用英文高喊「殺外國人」(Kill the foreigners)嘅口號[4]。
事後英國公使館公佈咗向中國外交部發送嘅兩份關於沙面事件嘅照會文本。其中7月15日嘅第二份文本,附有美國阿什維爾號人員總結嘅四名外國目擊證人簽署嘅聲明副本,支持英方講法,當中包括無參與交戰嘅美國海軍陸戰隊一名、兩名美國銀行家同一個澳洲公民[85],佢哋話親眼見到黃埔軍率先向沙面發動襲擊[86]。
交火過程
[編輯]沙面內嘅英軍、法軍士兵聽到槍聲後,從沙面向沙基方向開機關槍掃射。而黃埔校軍亦即刻散開臥倒,分散沿河邊佔據地形,向沙面方面開火還擊[87]。根據參與黃埔軍人士嘅描述,「喺槍林彈雨中,周恩來同彭湃同志喺群眾中來回指揮戰鬥」[88]。黃埔軍蘇聯顧問加侖記錄,黃埔軍「喺遭到機關槍射擊時鎮定自若,為咗掩護人群,佢哋分散開來,沿河邊佔據地形,向沙面開槍還擊。人群一經逃散,黃埔軍即刻撤退」[8]。
據宋希濂回憶,交火中「好多樓房嘅玻璃門窗畀我哋(軍)打到粉碎,我哋全力向據守喺沙包內嘅敵人射擊,借此壓制佢嘅火力」[89]。宋回憶話「廣州嘅街道下面一層每隔五、六步就有一個石柱,我又命士兵逐步退到石柱後隱蔽,繼續向敵射擊」[89]。亦有軍隊喺沿岸商舖嘅屋頂開火。由於英法方面嘅火力壓制,部分人員以商舖做掩護,喺交火後被迫從後門撤離,甚至從後牆鑿開通道[90]。亦有事後廣州革命政府方面嘅材料話,喺整個過程中,遊行隊伍中嘅軍人從未還擊[91],「巡行軍人…雖然手持武器,熱血沸騰喺忍無可忍嘅時機下,終於無還一槍」[92]。喺衝突中,黃埔軍嘅蔣先雲雙腿中彈,仲指揮隊伍撤到沙基馬路北側商舖內同人行道石柱後面。亦有二、七連黨軍衝到東濠口橋邊,對沙面方向嘅火力還擊。部分中方部隊因未有開火命令,繼續以商舖等地做掩體閃避火力[59]。
英方記錄話,除咗遊行隊伍中嘅軍人,沙基街沿線民宅內亦有「中國機槍手同狙擊手」[93]。喺開始交火時,遊行隊伍毫無防備,四散走避,由於人多擠迫,好多人避唔切,仲有人因此落水[57]。大約下午4點,衝突現場開始落雨[59]。戰鬥大概持續到下午4點半。英方記錄話沙面停止射擊後,中國方向嘅狙擊手仲堅持射擊咗一個多鐘[93]。而加侖亦記錄「到天黑,射擊先停止」[8]。
軍艦開砲爭議
[編輯]根據中方事後記錄,英、法、葡軍艦都有向北岸開炮嘅行動,例如話「白鵝潭外國兵艦仲開炮向北岸遙射」「法兵甘為虎倀,開炮協助」「令我群眾當場畀炮轟死者百幾人」「仲有葡艦發炮嘅事,澳門華商好憤怒」「又有葡國兵艦相繼放大炮」[6][94]。
廣州革命政府事後向葡萄牙駐廣州領事柯達(Félix Borges Medeiros da Horta)表達抗議。後來英國同葡萄牙領事都澄清話葡萄牙砲艇“卑地利亞”號(Patria,又譯“祖國”號)無參與戰鬥[95][6][96][97]。胡漢民之後覆信葡萄牙領事,話「貴國兵艦同法艦停泊地點好近,見到炮煙爆起,所以懷疑貴國兵艦開炮。係報告者未有查實嘅原因」,仲進一步要求澄清有關葡萄牙「義勇團,或係葡籍人民,或係俄國入葡籍人民,亦開槍向沙面巡行群眾射擊」嘅傳言[6]。之後仲有記錄認為「葡領唔承認開炮」係「抵賴嘅行為」,話「蕞爾渺小嘅葡艦,竟然加入開炮,無非係受英領誘迫」[6]。
事後,柯達對里斯本嘅報告話「中國人慣常嘅惡意同謊言即刻編造話‘祖國’號喺人群無序逃散時用機關槍掃射」。而澳門代總督奧古斯托·山度士(Joaquim Augusto Santos)致葡萄牙殖民部長嘅電報則話:「廣州共產主義者煽動民眾,聲稱‘祖國’號開火引發事件……事實上,‘祖國’號指揮官同執勤軍官嘅最新通信確認,該艦無開一炮」。柯達亦報告「法國軍艦喺華人攻擊後發射三枚空包彈。廣東省長話呢啲係‘祖國’號發出。“祖國”號之後返澳門,因喺廣州嘅表現受到嘉獎」[26]。
對於法國軍艦開炮嘅指控,法國駐廣州領事呂爾賡否認法國砲艦有放實彈,話只有牽牛星號(Altair)砲艇[17]放咗三響空炮[98][97][99][100],仲話係「召回軍官嘅警報信號」。而英方記錄認為如果真有實彈炮彈發射,會「喺擠迫嘅廣州城中產生」巨大影響,但事後廣州方面嘅調查委員會雖然提供咗大量現場死傷者嘅相片[69],但搵唔到相應嘅炮彈證據[18]。
衝突後及救治狀況
[編輯]交火之後,中方救護隊冒住雨去沙基救人,當中包括廖仲愷嘅太太何香凝。據記載,何香凝見到現場情況後「痛哭話:同胞同胞,為國而死,死得光榮,生嘅人誓要努力雪洗呢個奇恥」。據紅十字隊記錄,佢哋到達沙基時,現場「行人絕跡,舖頭全部閂晒門」,屍體「有穿腸破腦嘅,有斷頭折骨嘅,血肉一片狼藉」。救護隊搵到十幾個重傷者,但「因為傷勢太重,救完即刻死」。其中,一個海員「額頭同面部中彈,子彈左入右出,下牙床骨畀子彈炸甩,血肉模糊」,唔夠一陣就死咗;一個黨軍劉著錄「雙腿重傷,骨碎肉爛,流血好多」,仲話「為國而死,死無遺憾」,拒絕優先救治,最後畀救護後安置[6]。大部分中方傷者都畀送去光華、韜美同西堤公立醫院等地醫治[69]。事後,《華僑日報》報道沙面西方人嘅目擊描述:「學生軍頂唔住,又啱啱落大雨,遲咗先退……事後喺長堤一帶,見到有學生軍嘅屍體」[64]。
沙面方面嘅部分傷者,事後亦畀送去香港山頂醫院等地醫治[49]。日本平民傷者則撤到軍艦接受治療[75]。丹麥駐廣州領事漢森(Wallace Johan Gottschau Hansen)話佢喺沙面維多利亞酒店陽台觀察到,事後中方警察收集屍體,脫低佢哋嘅衫同影相,懷疑係用來做宣傳[84]。
傷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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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基方面傷亡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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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廣州地方檢察廳處理呢單案嘅記錄,嶺南大學兩名死者區勵周同許耀章嘅屍體分佈喺沙面西橋以西,而沙基口有十幾具軍官學生屍體。喺東西橋之間亦有好多平民屍體[69]。喺衝突現場,沙基方面嘅中方隊伍當場死亡人數包括軍隊同平民合共五十幾人。到10月3日為「六二三沙基烈士」舉行國葬儀式時,出殯嘅死亡人數係61人。死者當中包括黃埔軍師生31人(據蔣介石《對沙基慘案之主張》記載,黃埔軍校入伍生12人,黨軍軍官4名、士兵8名死亡。而《廣州大本營公報》記載:「黨軍、學生死亡32人」,另外仲有「27人」嘅講法)[101][69],包括東征軍一團三營營長、共產黨員曹石泉,二團二連排長義明道、陳綱,入伍生第七連排長文起代等[59]。周恩來則僅僅避過一劫。另外有兩名蘇聯人死亡[未記出處或冇根據]。
由於唔同單位嘅部隊喺交火中接到唔同嘅命令,傷亡情況各異。例如蔣先雲帶領嘅部隊,死咗排長2人、士兵3人,傷咗8人[59]。宋希濂帶領嘅連隊只有三、四人受傷,無人死亡[89]。根據《沙基痛史》嘅死亡名單,黃埔軍、黨軍死亡29人[6]。中方平民傷亡包括13歲細路1人、學生4人、教師1人、商民9人、工人6人,仲有廣州私立嶺南大學嘅學運領袖曹耀亦中槍受傷,當中有4位平民死者唔夠16歲。另有一百七十幾人重傷[未記出處或冇根據],輕傷者數唔晒。
中方包括軍隊同平民嘅死亡總數有唔同講法。據1925年廣東全省總工會報告,事件共造成52人死亡;《廣州民國日報》則報導係47人。1950年代以後出版嘅多部中共黨史資料同地方志多用「死亡52人、傷117人」嘅數據。2020年,黨史研究者郭心葉喺《沙基慘案傷亡人數考辨》一文中,參考多家醫院、紅十字會同時任廣東省醫學檢驗所記錄後,認為實際死亡人數係45人,當中38人身份已確認,仲指出「52人死亡」嘅講法可能包括咗重傷後死亡者或統計重複嘅情況[102]。
達姆彈嘅使用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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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當時親歷者回憶,受傷同死亡嘅中國人傷口好大,難以救治,「有入口細但出口大嘅,有出入口都深闊幾吋嘅,間中有超過一呎嘅」[6]。根據黃埔軍校醫官郭醫生嘅證詞,佢認為當時英、法軍隊用咗當時國際條例已經禁用嘅達姆彈或軟鼻彈[103]。而英方回應則話達姆彈早已停產,軟鼻彈亦唔適用於機關槍。英方引述廣州醫院外科醫生J.D. Thomson嘅證詞,話「傷口多數喺身體正面或側面,部分傷口明顯係由彈跳或耗盡動能嘅子彈造成」,無搵到達姆彈嘅明確證據。英方進一步分析,沙面同沙基之間距離唔夠60碼,子彈可能因為螺旋運動或擊中石牆產生碎屑,導致傷口較大,同達姆彈無關[18]。
沙面方面傷亡情況
[編輯]沙面方向有一名法國絲綢商人巴斯基危(J. Pasquier)喺交火中畀黃埔軍嘅機關槍子彈擊中頭部死亡,仲身中八槍以上[5][6][49]。巴斯基危係里昂人,死時年齡介乎50至60歲,喺廣州住咗大約20年,生意範圍包括廣州同香港,據目擊者話佢當時正喺圍觀沙基遊行嘅行列[49]。英法方面嘅記錄話佢係「當中國士兵開始射擊時……幾乎即刻畀一粒機關槍子彈擊中頭部並向下射殺」,「所以子彈一定係從沙基街上略高於佢所在樓層嘅一棟建築發射嘅」[18]。
海關專員愛德華茲(A.H.F. Edwardes)、商人穆雷爾(V.G. Murrel)[49],同三名日本、兩名法國平民受傷,例如日本東方通信社嘅谷口源吾[38]。日本傷者中,一名傷者腹部畀貫穿[75]。
英國海軍有一名士官長查爾默斯(Chalmers)受傷[104],幾名英法海軍陸戰隊員亦有受傷[49]。
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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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時,作為黃埔軍校校長嘅蔣介石身處軍校,據佢回憶,佢通過電話得知事件後「變色流淚」,感慨「帝國主義者唔將華人當命,屠殺佢哋好似狗同豬咁,國恥到呢個地步,我點樣仲有面生」,仲氣憤到「咬牙切齒,心痛欲裂,身體發高燒…勉強起身去省垣北校場,集合士兵講話…講咗大約一個鐘,差點暈倒…下午病倒喺要塞部」。事後蔣喺日記中寫道,華人畀「英賊帝國主義慘殺」,有「聽到心腸斷裂」嘅哀嘆,仲「從呢日開始喺日記冊上,每日寫反英標語,用來自勉」,喺日記寫咗近百條標語,例如「英虜皆可殺」、「英夷可以唔滅咩」、「唔忘英番嘅仇恨」等[106][107]。胡漢民亦對民眾演講,指責英法製造「連有性動物都唔忍做、唔忍講、唔忍睇嘅慘劇……我哋用最文明嘅方法待人,人反過來用最野蠻嘅手段對我哋,呢個係遊行群眾估唔到,亦係政府點都預料唔到嘅……帝國主義自稱係文明先進嘅國家,但行為竟然比野蠻生番仲低劣,政府見到呢啲陰毒兇狠嘅陰謀,窮兇極惡嘅行為,憤慨之餘,無比惶惑…政府對於今次帝國主義者嘅兇殘行為,務必要用最文明嘅方法,打破帝國主義者嘅陰謀」[6]。
事發第二日,廣東省省署召集各界開緊急會議,參加團體包括廣大、嶺南學生聯合會、香港學生聯合會、總工會、總商會、高審廳、德領事、俄領事、美領事、省農會、女權運動大同盟、紅十字會、律師公會、各大善堂、公醫學校、報界公會、教育會、校長聯合會、青年軍人聯合會等團體代表八十幾人[6]。德國領事白仁德(R.C.W. Behrend)喺演講中表達對「不幸事件」嘅「同等哀痛」,話德國立場「唔單止無幫兇,仲嚴守中立。對昨日嘅事,係表達同情同哀悼」,希望事件「有圓滿解決」。德國領事亦強調,中德關係喺一戰後已修改,「德國已無領事裁判權。居留中國嘅德國人,完全受中國法律裁判。我哋德國人喺芳村、東山等地居住,全部得到中國人同情嘅對待」[6]。會議中亦決定組織調查委員會,盡快「將死傷人數同情況全部調查清楚……因為太遲會令證據唔知點解消失」,方便「將來政府根據調查委員會報告提出交涉」[6]。
6月29日,廣州各團體提出對英實施經濟斷交。同日,香港25萬工人開始全面總罷工,13萬人撤返廣州,令省港大罷工嘅勢頭更熱烈,「香港、沙面嘅罷工情況,因為慘案變得更激烈,好多罷工同胞聚集廣州,而廣州嘅糧食夠維持四個月以上,呢點真係令帝國主義者驚慌」[6]。7月3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省港罷工委員會喺廣州東園成立。委員長蘇兆征,副委員長曾子嚴、何耀全。委員會由13名委員組成,幹事局長李森。7月5日,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工人糾察隊,以鄧中夏為訓育長,徐成章任總教練[30]。

7月9日,廣州各界群眾喺廣東大學禮堂公祭死者。7月11日,廣州市民公祭死者。翌年,喺沙基修咗條馬路,命名為六月二三馬路,後改名為六二三路。8月4日,黃埔軍校師生舉行大會,追悼死去嘅校軍。10月3日,廣州革命政府為死者舉行國葬,數萬人參加,黃埔校軍同警察沿途戒備同維持治安[57]。
事件之後,喺廣州嘅印度、越南、朝鮮共產主義同民族革命團體,喺惠州會館成立「被壓迫民族聯合會」,當中包括後來嘅越共最高領導人胡志明[108]。佢哋發表聲明話:「我哋高麗、安南、印度等亡國嘅人,雖然飽嘗帝國主義者嘅毒害,對今次中國人民無辜流血,及我哋親眼見到嘅廣州流血事件」,「因為佢哋想將中國當做佢哋嘅真正殖民地」,「而家我哋無國可歸,中國係我哋嘅革命根據地,誓要做你哋嘅後盾」,「聯合起來打倒帝國主義」[6]。
事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文告主張:「我哋唔係排斥所有外國人,我哋只係反抗帝國主義殘殺迫害我哋嘅外國人」,認為應針對英、法、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據此制定「經濟絕交十不辦法」,包括拒用英、法貨物、紙幣同同佢哋洋行交易等,針對同沙基案相關嘅英、法兩國。上述主張同措施,亦由廣州特別市黨部遵照執行[28]。為避免進一步衝突,胡漢民事後亦發出通告,要求「各軍士兵,無特別命令,唔准喺長堤一帶來往遊行,以免發生誤會」……「唔可以有半點越軌行為,畀人話柄」[97]。廣州市公安局亦發出多條命令,話「各區署長分署長應督率長警認真勸導市民,千祈唔好衝動,靜候政府同沙面領事嚴肅交涉」、「對區內外國居民嘅人生同財產,必須加倍保護」,「保護我哋市民來往,切實勸導路人唔好喺沙基一帶停留或接近沙面,以免誤會引致危險」,仲下令「各區分署要派員去區內各中西醫院同紅十字會調查今次畀沙面軍警開槍慘死傷者嘅個人資料」,請醫生為死者同傷者,由艷芳照相館等機構影相做證明[6]。
事件爆發後,日本輿論認為英國會提議同日本共同行動,《朝日新聞》則希望相關九國喺決定實際方針前,應派共同委員會調查事件真相。亦有日本輿論認為日本無直接受害,應視情況調解中英爭端[109]。時任蘇俄駐廣州代理領事赫爾曼致函伍朝樞表示哀悼:「對貴革命政府同人民,尤其係對和平徒手遊行中慘受殺戮危害嘅華眾,表示深厚同情……希望上海、漢口同新近廣州發生嘅慘劇,促使貴國全體人民聯合一致,共同奮鬥,取得最後勝利」[110]。廣州政府亦致函時任北京嘅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要求「伸張公道」,希望加拉罕尽力協助[111]。事件發生後,受此前五卅運動影響,歐美各國共產黨均表達同組織咗對中國民族運動嘅支持,共產國際嘅國際工人救濟會主席、德國共產黨人威廉·明岑貝爾格領導國際工人救濟總會喺德國發動「不干涉中國運動」(Hands Off China Campaign)[112],同時得到日本、法國、英國同美國等國共產黨嘅支持,譴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嘅屠殺」[113][114][115]。
國民政府(廣州革命政府於7月1日改組)中嘅蘇聯顧問部分人當時認為,廣州政府嘅軍力可以「排山倒海咁將沙面吞沒」,所以提議攻佔沙面,因為「廣州公開向帝國主義宣戰,有助全國國民革命運動嘅浪潮更加高漲,仲可以導致全國各地同外國人公開鬥爭……即使冒住廣州淪陷嘅風險都值得,因為同帝國主義較量嘅結果,必定會推動中國進一步革命化,所以失咗廣州都值」[8],仲話英國「若進攻廣州…要調動兵力…期間有一至兩個月時間」。但多數人唔贊成呢個主張,因為「會造成孤軍作戰嘅局面」「無助其他省份國民革命運動嘅高漲」「廣州會白白淪陷」,但「如果沙基慘案能引起全國反響,引致民族運動高潮,多數人唔反對對英宣戰」[8]。喺蘇俄顧問鮑羅廷嘅建議下,廣州革命政府整體上無採取激烈嘅報復行動,將運動限定於宣傳、罷工同經濟抵制[116]。而季諾維也夫喺1925年底一次演講中,認為經過一系列反帝國主義運動,「廣州已經好似莫斯科咁」,並喺蘇共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將中國置於世界革命運動嘅中心[108]。
六二三事件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過決議,轉而聚焦對內軍閥,採取「先安內後攘外」策略,呼籲全國人民督促北京臨時政府迅速「取消不平等條約」,並仿效1924年中俄協定,同各國重訂「平等互尊主權嘅條約」[116]。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喺〈沙面大慘案嘅性質〉[117]一篇評論中指出,沙基事件源於廣州各界聲援上海五卅事件嘅遊行,「首當交涉嘅係革命政府。滬案、漢案同粵案,只係一單案、一個運動,就係民族嘅自由獨立運動。革命政府係代表全國受壓迫民眾嘅政府,唔單係代表廣東嘅政府,全國人民爭取嘅一個問題就係中國民族嘅獨立問題」。文章批評北京政府對滬案嘅軟弱交涉,將廢除不平等條約嘅目標分割為直接同間接兩個階段,滬案交由北京處理,漢口、九江等案則就地交涉,等同割裂全國統一嘅外交訴求。國民黨則強調應遵循孫中山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實現中國民族嘅獨立自由[116]。
衝突後當晚,沙面島嘅電訊中斷。此後,除咗有香港分公司嘅公司同銀行相關人員留港外,沙面日本人嘅家屬婦孺陸續返日本[75]。美國亦派軍艦去白鵝潭。另外,英國輪船「河南號」(Honam)等客輪亦搭載超過千名包括逃避緊張局勢嘅英國、美國、葡萄牙同印度等國家嘅男人、女人同細路,前往香港[41]。喺沙面島上,由於罷工同緊張局勢,改由英法水兵負責供水,設公共廚房。英屬印度亦增派印度軍去沙面島[17]。
隨著省港大罷工嘅展開,緊張局勢持續。英國方面,特別係香港嘅英國商民,認為應對廣州國民政府採取敵對行動。8月,香港英裔商人組織大會,議決請求倫敦鮑爾溫首相對廣州「非法布爾什維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恢復廣州、汕頭等地通商,驅逐蘇聯人、解散黃埔軍校,否則英國應對廣州進行海上封鎖。倫敦方面無答應英商嘅請求[118][119]。沙面方面同廣州國民政府嘅緊張關係,直到1926年省港大罷工結束後先有所好轉。英國嘅對華政策主要目標係保護同華通商同香港嘅利益。喺1925年,中國各地反英情緒達到高潮,英國認為其起因,例如上海五卅事件、廣州六二三事件,都係蘇俄喺背後煽動引發。英國自此唔願支持中國「溫和派」,令中國「激進派」對英嘅惡感加劇[120]。
中國各地嘅後續聲援同反應
[編輯]事件之後,喺廣東其他地方,都有相應嘅聲援行動。喺韶關、汕頭、北海、佛山等地都有示威遊行。喺中共汕頭特別支部帶領下,成立咗超過100人嘅工人糾察隊,封鎖港口,抵制英貨[121],同英國人有通商往來嘅商人畀禁止同威脅[122]。韶關嘅英國人事後陸續離開,英辦曲江循道醫院、護士學校等停辦,改由華人醫師代管[123]。喺北海,英法僑民紛紛撤離,英國領事館事務交畀法國領事代辦[124],北海嘅英國僑民亦指大部分外僑都撤退到法國軍艦上生活,仲有英國人畀殺[125]。7月10日,陽江數千人舉行反帝大集會同示威大遊行[126]。廉江數百人喺縣城舉行集會,會後去山寮村法國天主教堂示威,將法國神甫驅逐[127]。喺海口,中共領導嘅工學組織紛紛集會,舉行示威遊行,高呼反帝口號、派傳單、貼標語,包圍英日等國喺海口嘅文化機關同領事館,撕毀佢哋嘅國旗,隨後成立相應組織,統管海南嘅杯葛同罷工行動[128]。死者嘅後事亦隨之展開,例如事件中黃埔軍死者馮榮德係平遠縣人,由平遠縣長同國民黨平遠縣黨部籌備發起佢嘅追悼會,喺縣城明倫堂召開,過千人參加,周恩來亦發唁電[129]。
喺廣西,由共產黨同國民黨領導嘅聲援活動亦紛紛展開。6月25日,梧州舉行罷工、罷課、罷業、罷市,各機關團體停辦公,各遊樂場停娛樂,下半旗向上海五卅同沙面六二三死者致哀。29日,梧州2萬多人舉行市民大會,反對「日、英帝國主義」,並成立梧州各界對外協會同工人糾察隊。其後「英國人一上街,就畀群眾包圍、質問、嘲笑」,英美等喺梧州嘅僑民紛紛撤出,例如美辦思達公醫院,英國駐梧州領事館亦撤出[130]。此後,英國駐梧領事署所在地白鶴山同思達公醫院畀中方接管。又例如廣東社會主義青年團派代表去賀縣宣傳反帝革命運動,手持血衣登台演講,「控訴揭露帝國主義罪行,激發賀縣各界民眾嘅反帝熱情」,「為罷工運動籌集資金」。而南寧、桂林、柳州、龍州、郁林、貴縣、百色、恩隆、東蘭等地嘅工學組織亦紛紛舉行類似嘅示威同糾察抵制行動[131]。
喺西北嘅國民軍領袖馮玉祥喺得知事件後,演講話:「滬漢血案,又加沙面嘅慘劇,真係忍無可忍。唔理其他人點樣,我係要幹嘅」[6],亦向全世界基督教徒通電「抗議帝國主義侵華暴行」,並喺張家口召開「反帝示威民眾大會」聲援廣州革命政府,聲明「願為國犧牲」,並下令國民軍全體「對粵烈士致哀」、「全軍臂纏黑紗,各部隊下半旗」[132]。
事件發生後,經上海工商學聯合會等團體倡議,決定喺6月30日全國各大中城市舉行總示威。6月30日,由李大釗、趙世炎同陳喬年領導嘅中共北京區委、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領導嘅北京學生聯合會及各校教職員會、北京反帝大聯盟、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數百團體喺天安門舉行針對沙面事件嘅示威同「沙面案反英國民大會」、「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國民大會」,人數約五萬,參與者仲包括來自印度、朝鮮、日本勞聯同德國嘅國際工人後援會代表[133]。中共北方局機關刊物《政治生活》稱呢次大會係東方嘅「第一次國際會議」[113]。會場搭咗5座主席台,宋慶齡、劉清揚、徐謙、于右任等分別擔任各台嘅主席。會議呼籲「一致為國民政府後援」[134]。會議由顧孟餘主持[135],李石曾、于右任、徐謙等均有發言,最後決議「促京粵對外一致堅持」、「收回香港及英租借地」、「請政府通電禁止干涉愛國行動」等五項[136]。北京大學教職員滬案後援會等十六團體,則提出同英國交涉嘅要求,要求「廢除中英間不平等條約」、「撤換英國駐京代使及上海、漢口、廣州三處英國總領事;撤退停泊廣州、上海及長江一帶嘅英國軍艦;英政府向中國政府正式道歉」、「上海、漢口及廣州沙面租界內解除武裝(即外艦陸戰隊及外國軍隊完全撤去,外人商團義勇隊解除武裝,租界捕房只許用通常警察所有嘅手段執行警察職務);租界內取消戒嚴;釋放畀租界捕房捕押嘅華人,恢復畀封閉嘅學校、工會及各種團體原況」、「喺滬、漢、粵案件負責任嘅英軍警察人員,英政府應即刻令其一律解職,有應負刑事責任者,仲要切實擔保使其受刑事制裁」[6]。
喺天津,由中共天津地委領導嘅各組織緊密安排。天津各界聯合會通告喺6月30日「下半旗志哀」,並要求學生罷課、商人罷市、工人罷工,全體參加示威遊行。天津警察廳、天津英租界均緊張應對。直隸督辦李景林亦派兵保護英工部局。英日租界當局亦向天津增兵。6月30日,10萬餘人喺天津南開操場示威,哀悼各地死者。大會主席鄧穎超致開會詞,由夏琴西宣讀祭文。會後舉行咗大規模嘅示威遊行[137]。喺山東,濟南60餘團體6萬餘人喺30日,喺商埠公園舉行「追悼青滬漢沙慘案遇難同胞大會」。煙台數萬人舉行市民大會,同英、日實行經濟斷交[138]。
喺江浙,喺葉天底、潘志春同許金元等中共黨團骨幹領導下,蘇州數萬民眾喺6月30日喺公共體育場舉行「滬沙慘案死難諸先烈追悼大會」,「嚴斥日、英帝國主義屠殺中國民眾嘅暴行」,呼籲「全蘇州人民……繼承流血烈士嘅遺志,打倒殞地嘅帝國主義」。杭州、溫州、寧波、常熟、太倉、昆山、吳江等縣嘅示威群眾亦舉行類似活動,悼念滬、漢、粵、川等案嘅死者[139][140]。喺安徽合肥,六二三事件令反帝運動出現第二次高潮。當地示威群眾以合肥各界聯合會名義,致電日內瓦國際聯盟,「抗議英國喺華駐軍暴行,強烈要求對英制裁,並提出收回上海英租界、收回治外法權」[141]。
喺福建,《沙基慘案告福建民眾宣言》發表。共青團福州地委成立福建廢約運動同盟會等組織。廈門團支部則喺事件後迅速成立「廈門國民外交後援會」,發動廈門嘅三罷活動,以「全面同英、日經濟斷交」,並組織糾察隊。建寧人、黃埔軍上尉排長陳綱喺事件中死亡,消息傳到建寧後,縣滬案後援會喺明倫堂為佢召開追悼大會,令建寧再次掀起反帝運動浪潮。25日,長汀學生聯合會組織縣城示威遊行,仲搗毀教堂,汀州西方僑民紛紛離去[142]。
喺湖南,中共湖南區委領導嘅雪恥會等組織亦宣佈全湘對英日經濟斷交、要求「取消帝國主義特權」[143]。喺湖北,武漢地區嘅共產黨同共青團組織及各界組織此前已因五卅事件同漢口事件舉行多次集會。六二三事件後,武漢再有5萬人參加嘅集會遊行,舉有「援滬粵案,猛力奮爭」、「抗爭漢案,對英經濟斷交」等橫幅。「遊行者每人手執寫有各種抗爭口號嘅小旗,千萬面旗幟匯成咗憤怒嘅海洋」。7月11日漢案周年紀念日,武漢三鎮同時舉行追悼,設置滬、漢、粵死亡人士嘅靈位,呼籲各界「一致對英,勇猛奮鬥」[144]。
喺江西,由中共黨員趙醒儂、方志敏領導嘅「滬案交涉江西後援會」、江西自治同志會等組織,喺事件後亦組織相應聲援活動,呼籲政府對英奮戰,「組織國民後援軍,準備參戰」,並指責段祺瑞對青島、上海、漢口同廣州各事件「交涉不力」,認為「殞地兇殞嘅英人,反變本加厲,喺漢口、廣東繼續屠殺,窮兇極惡,滅絕人道,憑暴力侵略中國嘅心,已昭然若揭」[145]。7月5日左右,喺南昌召開嘅國民黨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會亦向廣州國民黨中央同國民政府發電聲援:「滬漢血跡未乾,沙面又演慘劇……唯有遵照總理遺囑,努力喚起群眾,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對待我哋嘅民族,共同奮鬥」。由共產黨員同國民黨左派領導嘅國民黨江西省黨部選舉成立後,又分別致電國民黨中央黨部表示對沙基慘案嘅聲援[146][145]。
嶺南大學言論相關爭議
[編輯]喺事件發生前,嶺南大學部分美國教職員對中國民族運動表示同情,發表公開信,批評列強「對華不公政策」,話:「除咗向所有受苦嘅人表示同情外……從歷史看,導致咁多中國人對外國失去信心嘅政策,往往係對中國有侵略性同唔公平嘅……喺上海發生嘅事唔係一日造成;呢個係過去幾年嘅結果……除非我哋同中國嘅關係完全建基於正義原則,否則同中國嘅關係永遠唔會令人滿意……唯一嘅正義係中國而家同將來都應作為國際大家庭嘅正式成員受到對待。如果中國同外國列強簽訂嘅條約唔能維護呢種關係,就應該修改,與呢種關係一致」,「今次事件影響上海同中國其他地區,因此唔應畀外國干涉,而應認真滿足中國人民嘅合法願望,並喺相互尊重嘅基礎上建立更好、更平等嘅關係」。部分教職員預感衝突,從6月19日起安排外籍師生去香港避難[147]。
6月24日,嶺南大學17名美國教職員發表聲明,由廣州革命政府嘅英文機關報《廣州英文日報》(Canton Gazette)刊登,話「以自由同自願嘅意願表示同情」,稱遊行由「完全無軍裝同守備」嘅學生同工人組成,而射擊係「不仁不公嘅襲擊」,責任歸於「指揮沙面開火嘅人」。聲明表達對嶺大華人師生死者嘅同情,「決意同中國人合作,將中方嘅理由同合理嘅希望同目標,貢獻畀世界。並將我哋嘅宗旨直接畀美國政府同人民知道。同時希望美國能盡力幫中國,俾佢得到平等對待同實現目標,即不受帝國主義支配」[6][148]。
呢啲言論喺嶺大外籍教職員同華南嘅美國人社群中引發爭議[149]。香港嘅美國人社群批評其「缺乏依據同克制」,認為對沙面外國國民構成「無端誹謗」,話其基於「遊行參與者嘅片面報告,未有考慮沙面方面嘅證據」[150]。嶺大當時喺沙面嘅人士Mrs.J.D. Pugh其後話,遊行隊伍中軍校學員先向沙面開火,部隊係自衛還擊,仲認為「而家嘅混亂局面完全係布爾什維克主義猖獗嘅惡果。學生們畀虛假嘅同情心肆虐,唔幸地佢哋成為俄國革命者卑鄙行徑嘅溫床……我覺得低年級學生唔知上週二嘅遊行會以流血事件告終」[151]。
隨後,嶺南大學副校長A. Baxter,倫敦傳道會牧師喺6月27日公開撤回支持,表示「遺憾」同「後悔」,話6月23日深夜簽署嘅係基於學校華人師生起草嘅另一份中文報告,校長同副校長則畀「報告要點」,佢「無法對翻譯發表意見,因為無讀過發表的中文聲明,只係得到其中嘅梗概」。Baxter話佢「未有核實沙面方面嘅證據」,屬「判斷失誤」,「自從我簽署文件後,我親自同目擊者收集資訊,呢啲資訊完全令我相信,槍擊係從中方開始嘅」,「中方師生喺遊行隊伍嘅位置,令佢哋無可能留意到槍聲最初從邊度傳來……佢哋嘅陳述代表佢哋嘅真實信念」[152][153]。
Baxter亦話事件當晚見到嶺大學生返校,向佢展示血衣,話沙基方面從未開槍,因此佢「試圖去沙面親自了解情況,但搵唔到任何汽艇或船隻」,「以我哋當時嘅處境,絕對無可能從沙面方面了解事實……第二日,我同佢都了解到沙面嘅觀點……目擊者提供嘅證據同總領事嘅官方聲明都令我相信,最近發生嘅事件嘅責任喺中國人」,「如果我嗰晚去到沙面,呢份聲明就唔會發表」[153]。Baxter認為「喺最近發生嘅事件中,作為外國人,我哋面臨嘅最大問題係點樣盡可能公平咁對待中國人嘅民族愛國情緒,同時又要嚴格按事實行事」[153]。
Baxter話佢同校長香雅各無參與6月24日聲明嘅起草或簽署。校長香雅各亦表示聲明唔代表學校立場,認為「當得知一位德高望重嘅教師同一名學生遇難,仲有至少兩人受傷嘅消息時,嶺南大學校園入面無論係外國人定中國人,內心嘅感受都無比深刻……我寧願失去一個親兄弟同一個細路」,「無論決議措辭點樣,無人想暗示邊一方先開火」,「熱切希望中外關係早日調整……解決中國外部困境嘅唯一方法係雙方權利得到相互承認,而外國人亦願意好似最近倫敦一個團體建議咁,將中國利益放喺首位」[154][155]。其後,其他簽署者無修改立場,部分教職員話「無論對錯」,都要支持中國教職員。Baxter因撤回聲明畀孤立,甚至畀要求辭職[156]。
東山德國商人公開信嘅爭議
[編輯]6月24日,廣州革命政府嘅英文機關報《廣州英文日報》(Canton Gazette)刊登一封署名「駐東山德國商民」嘅公開信[157],表達對沙基事件中中國受害者嘅同情。作者喺信中譴責沙面英法軍隊嘅「空前武力對待巡行群眾」,稱遊行者為「愛國嘅、和平嘅」,並表示「佢哋對此無不深表同情,同中國朋友同感悲憤」。信中提到作者親自拜會德國領事,請佢向中國政府同各團體表明德國嘅譴責[92]。當時青年政治宣傳會高爾柏、高爾松編輯嘅《沙面慘殺錄》亦評論:「歐戰後,德國亦深受帝國主義壓迫,因此從反帝國主義嘅立足點,佢哋確同我國企喺共同戰線上。所以,德國領事喺官民會議上已表達同情同哀悼」[92]。
呢封信喺香港同廣東嘅德國僑民中引發爭議,當時甚至畀部分人懷疑係「偽造」,或認為作者「要唔係只收到中方報告,要唔係試圖討好中國人…呢場運動係俄羅斯布爾什維克煽動嘅反外運動」。同時有德國僑民認為對待中國人嘅說法應謹慎以對(cum grano salis),質疑「示威者難道無其他路可行,非要繞沙面半圈」、「示威者喺遊行中攜帶武器同彈藥有乜目的」,認為遊行隊伍後方嘅武裝有意挑釁沙面居民,亦指「好多中國朋友同我都覺得遺憾」,因為「沙面嘅機關槍未能喺嗰啲所謂『士兵』——實際係前匪徒——中進行更徹底嘅清理」[158]。香港德國總領事亦對信函真偽表示懷疑,立即聯繫廣州德國領事調查作者身份[158]。香港德國領事強調,香港同從廣州東山撤至香港嘅德國僑民「對呢封信感到遺憾甚至憤怒,否認參與撰寫」,懷疑「信函帶有『莫斯科印記』(Moscow trade mark)」。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沙面英租界曾拘禁同驅逐德國僑民,戰後嘅廣州德國僑民多數住喺廣州芳村、東山等地,事發期間因緊張局勢,畀要求留喺屋企,因此德國僑民事發時多數唔係槍擊事件嘅目擊者[159][160]。
7月3日,香港士蔑西報刊登後續報導[161],話經廣州德國領事調查,確認信函由東山一名德國人單獨撰寫,未諮詢任何其他德國商民。該德國人受中國朋友催促,表達對沙基慘案嘅同情,最初以個人名義簽署「老德國中國通」(Old German China Hand)。後應中國朋友要求,匆忙改為「德國商民」(German Merchants),但未附名片或徵求其他僑民同意。《廣州英文日報》刊登時擅自加「附上名片」(Enclosing our cards)字樣,進一步誤導讀者。香港德國總領事隨後表示,呢封信唔代表東山德國商民嘅集體立場,僅係個人行為,希望此事唔再引發爭議[160][159]。
衝突責任爭議同相關外交糾紛
[編輯]廣州革命政府喺事件後即刻以廣東省長胡漢民嘅名義,向英國同法國駐廣州總領事館提出三次抗議。第一次照會指:「今次巡行純粹係因為滬案迫於義憤,作最文明嘅表示,但英、法、葡兵警軍艦竟然做出咁蔑絕人道嘅蠻橫舉動。況且呢種殞地兇殞嘅殞地行為,係事前有預謀嘅陰謀……得悉後至為震驚,必須即刻提出最嚴重嘅抗議,並聲明今次事件應由英、法、葡兵警軍艦同相關嘅文武長官負全責」[6]。6月26日再次提交第二次抗議,提出五項要求:各國派高官向廣東革命政府謝罪、懲辦相關軍事長官、各國軍艦撤離、沙面租界交由廣東革命政府接管、賠償死傷人員撫恤金等。7月14日提交第三次抗議,重申之前五項要求,強調沙面當局對慘案負全責,若英法拒絕討論,將延長南方嘅不安局勢,對英法人民不利。但因為英法認定事件責任喺廣州政府,抗議均畀拒絕[6]。
胡漢民亦致電沙面除英法葡以外嘅11國(包括日本、美國、挪威、丹麥、瑞典、意大利等)領事,通報事件,指責沙面方面比上海、漢口事件「更加暴戾」,因為「巡行群眾經過嘅地方,同沙面仲隔一條水,閘門緊閉,絕無闖入嘅可能」。胡漢民表示廣州政府會繼續以「取消不平等條約」為目標,「而家由國民黨組織調查委員會,對今次事件進行嚴密調查。並已決定唔依賴武力或其他狹隘嘅復仇手段處理今次事件」[6]。調查委員會有19人,代表司法界、學界、學生聯合會、商界、軍界、廣大學生會、公醫院、報界、總工會、省教育會、黨校長聯合會、青年會、慈善界、女權運動大同盟、市商會、警界、紅十字會、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同香港學生聯合會[69]。
胡漢民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處理事件相關外交事務時,應對各國區別對待,話:「俄國已經自動取消同中國嘅不平等條約,仲熱誠幫中國國民革命,我哋應該同佢親善」、「德國、奧地利喺歐戰後已取消同中國嘅不平等條約,我哋應該平等相待」、「美國、葡萄牙、荷蘭等國雖然未取消不平等條約,但喺今次沙面慘殺事件無直接參與,我哋要分清楚,雖然要繼續推動取消不平等條約運動,但唔可以將沙面慘殺事件嘅責任加諸佢哋」、「英、法係今次沙面事件嘅兇手,英、日係上海、漢口等慘殺事件嘅元兇,我哋對佢哋深感痛恨,除咗以取消不平等條約作為根本解決方法外,仲要追究今次事件嘅責任,但絕對唔可以用狹隘嘅復仇手段」[162]。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喺慰問事件中嘅逃難者同傷者時話:「帝國主義者用咁殞地兇殞嘅手段,唔係畀逼迫,亦唔係誤會,仲唔係一時衝動,而係處心積慮搞亂嘅兇殞行為。睇佢哋事前嘅佈置、臨時嘅指揮,無非想用中國人民嘅人生,作為帝國主義者示威嘅工具」[6]。後來嘅黃埔軍名將,共產黨同國民黨黨員蔣先雲喺事件後寫咗《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報告》,喺《中國軍人》上公開發表,話:「我係23日沙基慘案最後離開帝國主義者虎口嘅一個,同時亦係畀機關槍射擊但幸運未死嘅一個。慘案嘅經過,我親眼見到。今陳述真實情況,以證明帝國主義嘅陰謀」[59]。
由於事件中有法國公民死亡,法方認定衝突責任喺廣州革命政府[163],法國首先向北京(西方國家多數未承認廣州政府)同廣州當局提出抗議[164],法國駐北京公使瑪德(Damien de Martel)就法國商人巴斯基危被殺一事,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41]。法國駐廣州領事呂爾賡(Jules Leurquin)覺得,租界方面「原本無干預民眾遊行」,但遊行隊伍「喺無任何挑釁嘅情況下,向法租界開火,擊斃一名善良法商」、「租界內多處房屋嚴重損壞」。「我哋嘅士兵喺受到大量子彈射擊後,先短暫還擊」[97][99][100][165]。呂爾賡認為廣州革命政府應賠償租界嘅傷亡損失,質疑政府係咪「贊成今次部隊嘅侵略行為」、未能保護外僑嘅人生財產[97]。6月26日,呂爾賡再次致函胡漢民,指「伍朝樞先生致北京公使團領袖電文,講述6月23日射擊事件,完全唔係事實……佢無提到巡遊隊中有數千軍隊或軍官學生同中方先行開槍,仲無提到法商巴斯基危嘅死」。呂爾賡覺得外交部長以長官身份講嘅話「同事實完全相反」,質疑伍朝樞同廣東政府嘅信用[6]。交涉員傅秉常則回覆指法方「函件措辭毁謗,極端無禮,必須提出嚴重抗議,並籌備適當嘅對待」[6]。廣州革命政府認為衝突責任喺沙面方面,話法方「自己做錯咗事…反誣我哋徒手嘅群眾先行開火」[6][166]。美國領事精琦士則覺得「雖然好多傷亡顯然係法方機關槍造成,但似乎無太多反法情緒。英國人則畀指責挑起槍擊事件」[48]。
由於英方有人員受傷,英方同樣認定衝突責任喺廣州革命政府,英國總領事傑彌遜照會當局抗議,話:「我親眼所見,可以發誓,今次確實係華人方面先行開火」,「槍彈向我方射來,密如雨下,我同其他總領事勉強逃生」。傑彌遜認為「所謂有預謀嘅,係中方軍隊或學生軍,學生決意搞亂,以博殉國之名,事前好多人知,亦喺我之前照會伍朝樞先生提到」[96]。孖剌西報評論話,黃埔軍嘅「計劃肯定係事前精心準備,無可能係偶然開火」,廣州革命政府「要唔係故意隱瞞意圖,要唔係完全唔知自己士兵嘅計劃」[49]。
傑彌遜認為廣州方面收集嘅當日證詞,無法構成法律意義上嘅證據[167],喺另一份文件話:「呢個令人遺憾嘅事件畀用來進行針對英國嘅無節制誹謗同惡意媒體宣傳,發起者無耐心或唔關心了解事實,就用呢啲悲慘事件作為『無恥宣傳』(unscrupulous propaganda)嘅基礎」,認為「沙面島上嘅外國人唔係侵略者,有關外國當局嘅行動僅限於保護島上人民人生所需嘅範圍」[62]。7月11日,英國領事再次致函傅秉常,對前一日下葬嘅沙面死者表達哀悼,「對不幸遇難者嘅父母親屬同依靠者表示惋惜」。傅秉常則回覆話:「本交涉員好感激……但遇難各家屬根據調查報告,知道呢案係沙面首先開槍,故不便代轉尊意」,又話中方委員會已確定開槍責任,仲有「美國總領事、德國領事、俄國領事參與會內」[6]。但英法領事之後話:「呢個委員會只加入美國總領事同德國代理總領事二人嘅名,勉強撐持調查嘅真實性。實際上美、德兩領事已告知我哋,佢哋喺調查進行中無任何正式參與」[6]。
因為事前英領事傑彌遜已致函伍朝樞警告,士蔑西報認為「整個事件係對沙面嘅一次有決心、有預謀嘅攻擊,實現咗英國領事前一日畀伍朝樞博士信函中預示嘅可能性」[52]。丹麥駐廣州領事華萊士·漢森喺報告認為事件係「事先安排好嘅」、「大量全副武裝嘅軍隊參加原本和平嘅示威遊行,組織者嘅意圖不可原諒」,廣州革命政府應負責[84]。
廣州革命政府事後組織「沙基慘案調查委員會」,綜合十三項報告等材料,包括目擊者證詞,發表報告。調查報告認為,若如英法話槍擊係中方開始,無武裝嘅學生同其他遊行群眾本可以逃脫;若沙面嘅襲擊唔係突然發生,傷員會逃走,或者傷口至少喺背部,而唔係側邊[69]。英方根據委員會官方報告統計嘅傷亡數字,話槍擊事件造成110人傷亡,其中55.4%係士兵,指「沙面火力集中攻擊位於英法橋樑之間嘅武裝士兵,而唔係手無寸鐵嘅人群…顯示好多平民確實成功毫髮無傷撤退…大部分平民傷亡係流彈同跳彈造成」[18]。另外,譚延闿、胡漢民、許崇智、伍朝樞等政府要人向北方及各省軍政長官發通電,話:「若果真係軍官學生先開槍,沙面外國軍隊再還擊,死傷者應限於雙方,點解先行嘅嶺南學生同各大中小學男女學生都有死傷?而家各學生同商工界一致證明先畀沙面外國軍隊隔水狙擊,陷入槍林彈雨,軍官學生先追隨而至。英法領事所講,顯然係捏造,無可辯駁。今次廣州慘殺事件,真係沙面當事者處心積慮」[92]。
英方認為委員會報告嘅證詞部分來自現場學生,根據佢哋陳述,「佢哋當時已走過西橋(英國橋)」,遠遠領先士兵,「當士兵開始進攻時……只有學生區嘅末端先可能見到一啲唔完整嘅事發經過」。英方亦覺得委員會報告嘅大部分證詞顯示經過西橋後,「突然開始槍擊」或「聽到槍聲」,部分人士「確信槍聲從沙面傳來」嘅印象係「喺緊張興奮嘅時期形成」,「自然帶有當日嘅色彩」[18]。英方續話「對傷亡慘重,尤其學生遇害深感遺憾」,但認為「當時進攻租界嘅係全副武裝嘅中國士兵,數量遠超歐洲守軍…學生當時同士兵好近,可能受到間接火力攻擊」[48]。
中方報告結論話,巡行隊伍秩序井然,武裝巡行隊以密集隊形行進,無散開或挑釁行為。「嶺南學生同武裝巡行隊嘅距離有幾十丈,中間仲有女學生同小學生隊,嶺南學生行到西橋時即畀槍傷,受禍最慘。以距離同時間計,武裝巡行隊未到西橋,沙面首先開槍無疑」。沙基沿岸有軍警維持秩序,仲有大量市民觀看,若黃埔軍先開槍,學生、軍警同市民會首先成為犧牲品,「再蠢都唔會咁做」,委員會認定沙基方面先開火嘅講法唔合理[69]。廣州市立職業校長報告話:「我哋巡行隊軍官學生之前係女子童子軍等。如我有意挑釁,點會用女子小童做前鋒」、「我哋武裝巡行隊都係密集部隊,無備戰意圖」、「當時市民觀看者唔少於數萬人,極度擠擁,我哋絕唔會以同胞為犧牲首先開槍」、「當日沿堤都有軍警企喺度,手持勸市民守秩序嘅小旗」、「喺軍官學生之前嘅女生,政府中人嘅子弟唔少,連廖仲愷嘅女公子都受傷」[6]。但事後港英政府發表嘅材料指,事發幾個月後,廣州一名叫伊凡霍夫(Ivanhoff)嘅士兵向同伴承認,佢同一個戰友受鮑羅廷賄賂,打出最早嘅幾槍[93]。
日領清水亨、美領精琦士都試過做調停。7月2日,日本領事清水亨致函胡漢民,「對呢類事件發生,深表哀痛,並熱切希望當地嘅非常狀態即刻恢復正常」,又轉述英方認為中方「若唔能終止對沙面嘅罷工同其他類似事項,沙面嘅防備好難撤退」[6]。傅秉常回應話,日本只傳遞英方資訊而無抗議英方,有失「武士道精神」,呼籲日本「秉持正義」支持中方反帝訴求,而唔係「低頭為西方屠夫做傳話工具」。傑彌遜喺報章得知中日交涉內容後,試圖澄清日本無受英方委託,指責中方對日方措辭過激,質疑傅秉常喺函件「未經認可用美、德兩國領事名字」,指中方用「粗鄙手段撒塵沙入外界眼目」[6]。
喺交涉過程中,英法同廣州革命政府雙方喺「邊個首先開槍」嘅問題上始終各執一詞,繼續對峙。但中方亦承認「畀武裝軍隊參與示威遊行係唔妥」,同時質疑:「英法係咪真有必要用機關槍還擊?法方係咪只以中國軍隊為射擊目標,定故意將無武裝嘅遊行者同圍觀者都當目標?」日方覺得「對呢兩點檢討有一定意義」,希望「設立聯合審查委員會,審查開槍問題同事件前後事實」,「即使無法解決『首先開槍』嘅問題,或者都可以為事件解決邁進一步」[75]。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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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喺黃埔第三期學生開學典禮上,蔣介石作為校長講話話:「沙面慘案喺淒慘之中,有一種光明印象,生者固然悲憤,死者則得其所。」黃埔軍校仲編印咗《沙基屠殺中黨立軍校死難者》一書,周恩來為其寫悼念文章,為事件中死亡嘅校軍寫下「喋血沙基為帝國主義死敵,轉戰潮廣為國民革命先鋒」嘅挽詞[57]。鄧中夏認為事件係「上海、漢口、青島等大屠殺」「喺廣州重演」。但英法「咁一來,反而激起中國民眾反抗嘅決心,於是各界人民更熱烈支援省港罷工」[168]。毛澤東評論「五卅慘案,沙基屠殺」,係帝國主義者「白色恐怖」嘅證據[169]。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事後主張,擴大「全國聯合會」,組織「中央大會」,「武裝群眾」,組建「自衛團」,擴展「反帝國民軍」,堅持「罷工排貨」,廢除「不平等條約」,抵抗「帝國主義同媚外軍閥」[170]。瞿秋白覺得,五卅之後全中國嘅「反帝國主義民眾運動」,同北方「賣國嘅直奉軍閥」唔同,廣州國民政府係「最大嘅反帝國主義力量」,「以實力贊助粵、港嘅民眾運動,喺政治上領導全國反帝國主義鬥爭」。正因為廣州「政權握喺革命嘅國民政府手」,所以英國「雖然喺沙基演出全國最大嘅屠殺,始終無法一時鎮壓最革命嘅廣東農工民眾運動」,呼籲廣州繼續領導「最持久、最偉大嘅運動」[171]。
1926年6月,喺事件一周年,蔣介石對黃埔軍校生講話話:「去年今日,有一百多個同胞畉為帝國主義者慘殺,於是省港工人堅持罷工,令香港經濟到而家仲未恢復。所以我哋對六二三嘅紀念日,係永遠唔可以忘記嘅日子。今後我哋嘅工作,要注意幾點:確保省港大罷工贏到最後,令香港英夷屈服,取消帝國主義喺中國嘅一切不平等條約……要收回香港,打倒英國帝國主義!」[172][173]。
瑞典駐廣州領事(之前駐蘇聯)認為:「喺擊敗對手之前,廣州嘅布爾什維克黨未夠強大,無法按佢哋希望嘅方式推行政策……擊敗雲南人後,布爾什維克即刻開始激烈嘅反外運動,用所謂『不平等條約』同上海『事件』(無論係咪挑衅)爭取公眾支持,但單靠呢啲措施無法激起夠強嘅反外情緒,佢哋要喺廣州安排一個明顯重要嘅事件,幫佢哋贏得群眾支持」[27][174]。
港英方面有輿論覺得:「廣州當局故意同無情地試圖餓死沙面,摧毀嗰度嘅貿易,仲有由俄國軍官領導嘅黃埔軍校學員對沙面同婦女幼童嘅無端、有組織同兇殞地嘅攻擊殞地殞……呢個係廣州當局想我哋淪落嘅狀態。佢哋想我哋變成廣州同俄國嘅狀態,充滿無政府狀態、殞地酷專制、犯罪、貧窮同極度苦難」,「關於沙面槍擊事件嘅謊言被完全重複……『屠殺』係用嘅術語」[119]。
法國亞洲協會(Comité de l'Asie française)從法蘭西帝國角度,評價從五卅到沙面事件嘅一系列中外衝突,認為:「蘇維埃深知中國人嘅民族心理,巧妙利用威爾遜主義激發對共產主義反感嘅中國民眾,以民族主義之名煽動暴力,為未來共產主義統治鋪路」,「中國傳統嘅排外偏見、覺醒嘅民族意識、長期動亂中嘅社會解體,連同布爾什維克宣傳,構成當前運動嘅根源,堪稱太平洋悲劇嘅序幕。呢個運動顯示,遠東正處於種族戰爭嘅前夕」[17]。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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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發生當晚,廣州西醫周貫明即刻致函建議國民黨中央黨部,為事件提議設立紀念碑[6]。喺1926年整好條馬路之後,廣東政府就喺而家人民橋東邊無幾遠嘅珠江邊棟咗個石碑,上面寫住「毋忘此日」嘅大字。同年6月23日舉行路名同紀念碑落成典禮。
後來城市發展,1950年到沙面東橋度,改名爲「沙基慘案烈士紀念碑」,上面寫住「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三日沙基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粵語翻譯係「1925年6月23號發生嘅沙基反對帝國主義嘅鬥爭入面死咗嘅烈士,永垂不朽。」)。之後畀人拆咗重新起過,1963年列為文物保護單位。1967年起人民橋嗰陣又拆咗塊碑,喺橋嘅東北邊起新碑。1999年,因爲廣州起內環路,又拆咗塊碑[175]。
而家見到嘅紀念碑係2001年10月18號整好嘅,係按1926年時嘅樣來整[176]。個紀念碑按原先設計圖紙,用花崗岩整過,大概3米幾高。正面寫住「毋忘此日」大字,下面用豎排寫住「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碑座度寫嘅係「中華民國十五年六月廿三日廣州市政府立」。紀念碑後面係0.5平方米左右嘅正方形花崗岩,上面有重修碑記。
2013年7月22號,塊紀念碑畀幾個後生仔用黑色油性筆亂畫啲嘢上去[177]。
著名油畫家、黃埔軍校生梁鼎銘喺1926年喺廣州近郊穗石鄉大石頭黃氏宗祠設立畫室,用咗半年時間創作《沙基慘案》油畫[178],作為佢戰史畫創作嘅開端,連同《南昌戰跡圖》、《濟南戰跡圖》、《廟行戰跡》同《惠州戰跡圖》並稱國民黨嘅「五大史畫」。油畫完成後一直掛喺黃埔軍校俱樂部嘅禮堂內。1928年隨黃埔軍校搬去南京,收藏喺黃埔軍校俱樂部內。1938年南京戰役後下落不明[179][180][181]。
為紀念事件中死亡嘅嶺南大學教員區勵周同學生許耀章,嶺南大學惺社喺1928年籌資捐建一座八角鐘亭——惺亭[182][183]。1930年,國民黨中央會議通過《革命紀念日簡明表》同《革命紀念日紀念式》,包括「沙基慘案國恥紀念日」、「五卅慘案紀念日」、「天津條約國恥紀念日」、「南京和約國恥紀念日」、「辛丑條約國恥紀念日」等,並對宣傳要點、程序儀式作出具體規定[184]。
另外,廣州市荔灣區政府、黨委、團委等機構至今都會喺事件周年時,組織「沙基慘案周年紀念」相關活動[185][186][187][188]。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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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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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州六二三路 勿忘國恥 圖驥網
- 六二三路 花城網百科
- 《広州お茶散歩 2008》(2) 茶と旅
- 沙基惨案 互動百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