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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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穆1895年7月30號1990年8月30號),原名,字賓四江蘇無錫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家儒學學者,教育家。

生平[編輯]

錢穆九歲入私塾,一九一二年輟學後自學,任教中小學。一九三零年因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成名,顧頡剛推薦,聘為燕京大學國文講師。錢穆住北平八年,先後授課於北京、清華、燕京、北平師範大學等名校,與學術界友人時相切磋。

日華侵華時,輾​​轉任教於西南聯大武漢大學華西大學齊魯大學四川大學江南大學等大學。撰寫《國史大綱》,採取綿延觀點瞭解歷史之流,堅持國人必對國史具有溫情同敬意。

一九四九年四月,佢同江南大學同仁唐君毅一齊得廣州私立華僑大學校長王淑陶之邀,孤身由無錫南下廣州 。十月,錢穆跟華僑大學,再搬香港[1]。無耐,錢穆答應咗佢朋友喺香港亞洲文商學院出任院長。 [2]一九五零年錢穆喺香港創辦新亞書院,使流亡學生,絃歌不輟。辦學有成,亦獲香港政府尊崇。一九五五年香港大學頒名譽博士學位。一九五六年,佢同胡美琦喺香港結婚。一九六零年應邀去美國耶魯大學講學,亦獲頒贈人文學名譽博士學位。一九六五年正式卸任新亞書院校長,應聘馬來亞大學任教。錢一生以教育為業,五代弟子,冠蓋雲集,余英時嚴耕望等人皆出門下。

一九六七年十月,錢穆應中華民國總統蔣介石之邀,以歸國學人身份,由香港抵臺灣,喺台北市士林區雙溪素書樓 [3] [4] [5]一九六八年膺選中央研究院院士 [6]。晚年專致於講學與著述,雖目力日弱,仍隨時提出新觀點,賴夫人誦讀整理出版,謙稱為《晚學盲言》。

一九九零年六月一號立法委員陳水扁與台北市議員周伯倫指控佢霸佔政府建築物。錢穆不滿,以九十六歲高齡之身毅然搬離素書樓,同年八月卅號逝於杭州南路寓所[7]

錢穆與錢鍾書同宗不同支,錢鍾書係佢侄輩,錢穆又稱錢基博(錢鍾書父親)為叔。中共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錢偉長係錢穆長兄錢摯之長子,錢穆嘅親侄。錢穆去世後,其子侄申請去台灣奔喪,中華民國政府要求錢偉長「公開宣布脫離共產黨」。不從,錢氏子侄只好趕赴香港,參加九月卅號喺香港新亞書院公祭。 [8]

學術[編輯]

錢穆無受過正規教育,佢治學理念,受呂思勉影響甚深。胡適學派反對「崇古」與「迷信」,否定或存疑中國封建文化及上古史。相反,錢穆等人立表異議,話「餘任上古史課,若亦疑古,將無可言」[9]。佢喺《國史大綱》一書中話:「今求創建新嘅古史觀,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也應稍加修正。」錢氏以後卻又承認:「……而餘則疑《堯典》,疑《禹貢》,疑《易傳》,疑老子出莊周後,所疑皆超於頡剛。然竊願以考古名,不願以疑古名。疑與信皆須考,餘與頡剛,精神意氣,仍同一線,實無大異。」[10]

錢穆嘅《先秦諸子繫年》一書,考證數十本秦漢古籍,排出先秦時各事件嘅先後順序。之後錢穆發表《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書,論證完整,二十八個不可通駁斥康有為嘅《新學偽經考》,使當時再無學者為康文辯。

錢穆對中國古代政治制度有良好觀感,認為中國傳統政治非但唔係君主專制,實為「一種自適國情之民主政治」。 張君勱《中國專制君主政制之評議——錢著〈中國傳統政治〉商榷》,以三十萬言,對《中國傳統政治》一書逐條批駁。 徐復觀《良知嘅迷惘——錢穆先生嘅史學》,批判錢氏「所發掘嘅係二千年嘅專制並唔係專制,因而我哋應當安住於歷史傳統政制之中,不必妄想什麼民主」。錢穆嘅徒弟余英時稱他「一生為故國招魂」。錢穆亦時常即興嘅發揮。佢認為西方人寫歷史,重事不重人,猶如《尚書》嘅體裁:「西洋史學還停留在我們周公《西周書》嘅階段。」又說「馬克思《資本論》講資本家如何賺錢,就係馬克思日日睇報、調查得出,其實中國人一句簡單話,早就講明,就係'為富不仁'」。

其他[編輯]

原本胡適相當賞識錢穆,稱錢嘅《劉向歆父子年譜》乃「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並對學生說: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先生請教,不必再問他。 [11] 外界以為錢「喜治乾嘉學」,張君勱甚而勸錢穆「何必從胡適之作考據之學」。錢穆初到北平,胡適嘅弟子傅斯年對他優禮有加,邀至史語所,奉為上賓。胡適也將私藏「孤本」《求仁錄》借給錢研覽。

錢穆在治學方面與胡適頗多抵觸。胡適繼承傳統嘅說法,認為老子略早於孔子;錢穆則創立新說,認為老子略早於韓非,後於孔子。一次,兩人不期而遇。錢穆說:「胡先生,《老子》成書嘅年代晚,證據確鑿,你不要再堅持你嘅錯誤!」胡適說:「錢先生,你舉出嘅證據還不能說服我;如果你能夠說服我,我連自己嘅親老子亦可以不要!」

錢穆與胡適二人在老子生年、《說儒》等學術問題上觀點迥異,時有爭辯。具體學術分歧尚屬表面,深層原因是錢對胡嘅「新文化」主張不以為然,佢後來甚至認為,中國思想界「實病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如「新文化運動 ,凡中國固有(文化)必遭排斥」,貽害深遠。當年北大講壇上最叫座者乃胡適同錢穆二人,錢穆稱「大凡餘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

東吳大學外雙溪校區內有錢穆故居,此即錢穆曾居住之素書樓。

評價[編輯]

  •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引陳寅恪評錢穆《諸子繫年》:「1934年5月16日,出席清華歷史系研究生姚薇元口試會。散後,偕陳寅恪至其家。寅恪言錢賓四(穆)《諸子系年》極精湛,時代全據《紀年》訂《史記》之誤,心得極多,至可佩服。 」[12]
  • 錢穆之於中國文化,係出名溫情,李敖質疑佢係咪對中國歷史「太滿意了」;歷史學家不能感情用事[13]。李敖更認為:「錢穆作為史學家,本已令人皺眉;但他不以為足,還要做經學家、理學家、甚至儼然當代朱子,這就更鬧了大笑話。」[14]
  • 錢穆嘅《總統蔣公八秩華誕壽文》歌頌蔣介石:「誠吾國歷史人物中最具貞德之一人。稟貞德而蹈貞運,斯以見天心之所屬,而吾國家民族此一時代貞下起元之大任,所以必由公勝之也。」李敖話:「知識分子反動到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回想錢穆當年給我寫信,標榜『學問』與『德性』的關係;如今『學問』竟不勝阻止『德性』的淪落,我真忍不住爲他悲哀!」[15]
  • 汪榮祖教授喺《錢穆論清學史述評》一文以為:「錢穆論清學史嘅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不僅在形式上是傳統的學案式的綱目體,而且內容亦無脫傳統嘅義理,尤重宋儒朱熹。呢部書基本上係由二十世紀嘅人,寫十九世紀之書。錢氏寫清學史,似設身其境,與先賢唱和或辯難;而不似異代學者,作旁觀超越之論析。世人多知,錢賓四頗具民族主義意識,並見諸其史學;然其民族主義亦未脫傳統嘅華夷之辨與漢文化意識,以及崇宋尊朱的基本心態。」

年表[編輯]

主要著作[編輯]

錢賓四先生全集》收錄錢穆全部著作,共五十四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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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民政協報《錢穆一九四九年嘅選擇 互聯網檔案館歸檔,歸檔日期2009年2月2號,.》
  2.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完整嘅人格偉大嘅事業─《新亞遺鐸》與錢穆嘅教育理想
  3. 一九八九年,受立法委員陳水扁及台北市議員周伯倫「質詢政府財產不當佔用」之影響,時錢穆年屆九十六歲高齡,主動遷出素書樓,另覓居所,數月後辭世。一九九零年,夫人奉先生靈骨,歸葬太湖之濱。素書樓在錢穆返台前原為招待外賓之用,現隸屬於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轄下嘅臺北市立圖書館,已闢為錢穆先生紀念館
  4. 李敖表示:蔣介石「用公帑建賓館」,為錢穆安老於「素書樓」,證明雙方都公私不清。今天中央日報登錢穆搬出「素書樓」,係「國家和社會不尊重知識分子」(裴普賢語),其實,請錢穆不要霸佔公產、請他遷出白住二十二年嘅豪華住宅,正係大家所以尊重他。錢穆講成世「義利之辨」,自己義利當頭,卻貪鄙如此,實在有愧晚節。 「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逼他搬家,正顯示大家愛他以德,他在搬家三個月後死去,頗有「曾子易簀」味道,全靠錢太深明大義之功。 (李敖:〈我最難忘嘅一位學者〉)
  5. 錢妻胡美琦於錢穆逝世二十週年撰文強調「當年兩位蔣總統禮賢下士,定要由政府蓋素書樓,他們唔係隨便作此決定。賓四接受政府嘅禮遇,也經過一番深思。『素書樓事件』嘅發生,有關政治領袖人物嘅智慧,以及中國傳統『』人風格氣節,咁唔係一件小事。我有責任詳細說明。」指「素書樓」本因經濟考量,由朋友介紹購買一塊靠近東吳大學嘅墳地,再由胡美琦兄長胡美璜底下嘅工程師負責建築新宅。但事後總統蔣中正得知此事,透過蔣經國表示,建築素書樓嘅規劃理當由政府負責,要求胡美璜交出建築設計圖,並對胡說後續之事不需要再過問,於是錢氏夫妻已無法推諉政府籌建素書樓嘅事務。錢穆搬離素書樓之後臥病在床,胡美琦對錢穆說:「我們自己該要辨明嘅是民國七十二年以前沒有契約時嘅兩點理由,一是為兩位去世嘅蔣總統爭清名。我們認定素書樓是國家賓館,唔係台北市政府嘅宿舍。當年兩位蔣總統是公開興建素書樓嘅,二十年來唔係沒有民意代表,但從沒有異議,這一段時期自屬合法。時代變,咁表示禮賢下士嘅時期,在台灣已經結束。所以我們只有搬出素書樓,才能替兩位去世嘅蔣總統表明當年建賓館並不為私。一是為你,人活著必該要有尊嚴。借用契約於八十一年一月到期,報上說某議員表示到期重要再論。到時你九十八歲,難道重要再受一次佢哋呼名喚姓嘅羞辱嗎?素書樓再好,也不值得。」(2010.08.27、2010.08.28 錢胡美琦:聯合報-〈錢穆逝世20週年/百感交集20年〉)
  6. 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選舉,錢氏名落孫山。 一九六六年始獲提名,錢氏恥而不受,並憤憤表示:「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唔該預其數!」兩年後,錢氏始同意列名院士。胡適有生之年,錢穆未能成爲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後李敖認為咁係不公道,佢論:「錢穆理學怪說固不足論,但他在古典方面嘅樸學成就,卻更該先入選成院士。」
  7. -03/22/content_5879669.htm 探訪國學大師錢穆先生故居
  8. 錢穆:最後嘅國學
  9.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第139頁
  10.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9月)
  11. 《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12. 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頁八二。
  13. 「我們姑且舉一兩個例子,錢穆說「中國人自由太多,唔係太少。即如伯夷、叔齊,他們反對周武王商紂,但他們仍有言論的自由。可見反對的意見,中國時常容忍。 」又話:「自唐代杜佑《通典》以下,三通、九通、十通,一切政治制度——納稅怎樣、當兵怎樣、選舉怎樣、考試怎樣,一切都有法;而這些法都是從上到下、歷代一貫相承的,所以才叫做通。我想按西方的觀念來講中國傳統政治,只可說是君主立憲,而絕非君主專政。 」又話:「依照漢代慣例,皇太子必先受教育。佢十八歲做皇帝,信用佢老師王臧之言,要重用儒家,嗰隻係佢青年時代所受教育嘅影響,邊度係佢早知專制便該用儒家言呢? ”」(引自余傑:〈錢穆大師定係奴隸?〉)
  14. 李敖:〈我最難忘的一位學者〉
  15. 李敖:《蔣介石研究》五集,《蔣介石和錢穆之間的一些臭史》